1 [宋]，《林逋行书自书诗卷》，苏东坡与林和靖的诗卷（故宫博物院提供）
“苏子瞻要来了。”1071年（北宋熙宁四年）的夏天，在杭州城的士人圈子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如一声蝉鸣拂动了西湖边的每一条柳枝。
四川眉山人苏轼的文声在当时已经很大。他20岁时参加礼部考试，主考官欧阳修赞叹“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上书提了一堆意见，执拗的王相公脸色很不好看，苏轼自觉无趣，便自请出京外放，到杭州来当通判。
苏轼来杭州的时候，北宋立国已逾百年，史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
在产业经济上，水稻的引进让南方对北方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 [33] 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杭州与苏州，并为江南双璧。而从人口和赋税看，当时的杭州似乎压过苏州一头。据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的人口普查，杭州府的户籍数为16.4万，流动户数为3.9万，总人口已近百万。同期，苏州府的户籍数为15.9万，流动户数为1.5万。每年缴纳的商税，杭州为8.2万贯，苏州为5.1万贯。 [34]
杭州被誉为“东南第一州”，这个“名号”不是来自民间，而是宋仁宗赵祯的一首小诗，《赐梅挚知杭州》，其中四句是：
1002年，18岁的武夷山少年柳永北上赶考，途经杭州。大山里的书生哪里见过此等美景繁华，脑袋一热，写下千古名词《望海潮》：
在杭州当地，近世最出名的诗人是林和靖。
他是浙东的奉化人，性情恬淡，一生不涉科举，40岁后隐居杭州。他在西湖边的孤山上筑了一个草舍，终身未娶，养了几只鹤，遍植梅花，人称“梅妻鹤子”。平日里，他放舟湖上，如果有客来访，门童就会纵鹤放飞，他见鹤必棹舟而归。
据说林和靖吟诗随写随弃，却也留了300多首下来，最为出名就是《山园小梅》：
其中的颈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清淡如画，意境宛然，千古咏梅，无出其右。西湖如一轴长长的画卷，白居易是开卷勾勒之人，而林和靖则洒下了一笔大写意的泼墨。
苏轼到杭州时，林和靖已经过世四十余年。不知是什么因缘，他得到了一张林和靖的《自书诗》字帖，上有林氏的五首咏西湖诗，苏轼爱不释手，在卷尾留下了一首《书和靖林处士诗后》，其中四句是：
诗人对前辈的向往之意，跃然纸上。这幅字帖居然流传了下来，今藏故宫博物院。
通判是一方州府的副职，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苏轼此番在杭州任职三年，到底干了些什么政务，没有太多的记载。估计他放逐南下，心意不平，更多的时间是在游山玩水。对于杭州而言，这却是一个意外的福祉。
西湖北岸的昭庆寺旁，有一个望湖楼，苏轼经常前去喝酒，留下了一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又有一回，苏轼邀客在湖中泛舟饮酒，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一阵小雨，就在这么狼狈的时刻，他居然得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中一首是：
晴雨俱好，宠辱不惊，风景与人生，皆当如是。
西湖的得名，原本的意思是它处在城外的西面。中国各大州府，被称为西湖的湖泊有数十个。唐代的白居易令杭州的这个“西湖”脱颖而出，而苏轼的这首诗，更把西湖与天下第一美人西施勾连比喻，顿时意境别开。
从此，西湖有了自己的“人设”，别称西子湖。
1074年（熙宁七年）秋天，苏轼调任密州任知州，接着是徐州、湖州，然后惹上了“乌台诗案”，差点丢了性命，再然后被贬到黄州、常州、登州。在身不由己的颠沛流离中，苏轼须发渐白，少年时那份平策天下的雄心早已“一尊还酹江月”。
而对杭州，在离去的十多年里，他竟有一份莫名的牵挂，在一封信札中，这位颇信因缘之说的诗人写道：
我在葛岭的半山腰租有一个办公处——静逸别墅，每次车子弯进山，都会见到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山门，上书“智果禅寺”四字。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动过进去看一眼的念头，直到此次写书，突然发现了一个与苏东坡有关的轶事：
东坡被贬到黄州，有一夜又梦见了西湖，梦到自己与好友参寥和尚在谈禅赋诗，睡醒后，居然还依稀记得梦中写的两句诗：
1 [宋]，《林逋行书自书诗卷》，苏东坡与林和靖的诗卷（故宫博物院提供）
1089年（元祐四年），时隔15年之后，52岁的苏轼再次外放，到杭州任知州。
一年的寒食节刚过，他前去看望老友。参寥已经移居葛岭的智果寺，东坡到那里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参寥在汲取石缝中的泉水，准备煮茗待客，这一情景居然跟黄州梦境完全的一样。他对参寥说：“你这个智果寺走上去是不是有九十三级台阶？”一数，竟一阶不差。东坡大为感慨，写下《书参寥诗》，记录这个神奇的经历。他从此认定自己前生应是智果寺里的一个僧人。
你在西湖边行走，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不小心踩到一则前人轶事。
这是苏轼写给友人张子野的一首绝句《过旧游》，他在多首诗词里一再声称，自己上一辈子就到过杭州，很可能“前世”是个杭州人。他一生徒迁多地，在十五六个州当过行政长官，其中不乏扬州、徐州这样的古之名州，也有令他才思狂涌、写下《赤壁赋》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黄州、密州，不过为什么，他独独一再自认是“前世杭州人”？
2 那天去智果寺数台阶，一往上走就发现，寺庙早毁，石阶纷乱断续，如同不堪回首的青苔岁月。在半山腰，有几间砖木结构的厢房，十多年前应有市民居住过，现在柱斜屋漏，估计很快就要被拆除清理了。若东坡归来，应该是找不到那一段“前世”的地方了。（吴晓波提供）
让我来说，答案似乎是：他在气质上与西湖“性情相投”。
林语堂写《苏东坡传》，说他这个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变着法子让自己快乐起来，对他来说，人间是一场体验，“活着”便是最大的意义。他好酒、爱竹、喜欢美食，在杭州还留了一道肥嘟嘟的“东坡肉”。他是一个公认的旷世大才子，却跟谁都能交个朋友，与他有过诗文往来的人居然多达一千多位，他对此很是得意，说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再来看西湖。天下美景各擅其胜，或险，或奇，或怪，或旷，或如仙境，或似鬼窟，这些特质，西湖似乎都算不上，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舒服。站在湖畔，不管春夏秋冬，也许晴云雨雪，无论淡妆浓抹，都令你一洗尘念，无挂无碍。它的风景不会让你惊呼浩叹，却足够细细品味。人世间的万千旅者，无论是一肚子墨水的骚客，还是目不识丁的莽汉，在西湖面前，都能放松下来，产生一种由衷的陪伴感和亲近感。
这样的气质性情和境界，是不是跟苏东坡非常的类似？所谓“前世”，是今世的意念轮回，所谓“似曾相识”，是不由自主的内心感应。
苏东坡这次杭州任职，前后不到两年，却干下了一件与杭州结下不世之缘的工程，那就是疏浚西湖，修筑苏堤。
西湖水体的富营养，是千年难解的课题。湖水的底质由含有机质特别高的湖沼沉积而成，平均水深只有0.7米，最深处也不足1米。 [35] 因此，如果几年不加浚治，就会迅速被淤泥藻草侵占，周围农民乘机围湖造田——这种行为被称为“葑田”——湖面便越来越小。十多年前苏轼当通判的时候，西湖的葑田约占湖面十分之二三，而此次重来，葑田几乎占据了半个西湖。有官员估算，如此下去，再过二十年就没有西湖了。
也因此有人建议，索性顺其自然，把西湖填成农田算了。
在苏轼看来，这当然是断断不可以的，因为西湖就好比是杭州的眉毛和眼睛，一旦没了眉目，杭州还靠什么传情？ [36] 他专门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从民饮、灌溉、航运、酿酒等方面，阐述西湖绝不可废，并申请财政支持，疏浚西湖。
所谓“度牒”，是官府给僧尼颁发的身份证明，据此可以免除徭役和地税，在当时是可以交易的“硬通货”。苏轼领到了一百张度牒，换得1.7万贯，再加上州府赈荒余额1万贯。用这一笔经费，他于1090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梅雨到来之际，发动治理西湖。
苏轼专门写了一首《南歌子·湖景》记录当时场景：
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时，曾率民抗洪，修堤筑楼，所以对水利工程已不陌生。他征召民工，打撩葑草，挖掘湖泥，然后把挖出来的草泥沿直线堆于湖中，筑成从南山下直通栖霞岭麓的长堤，全长2.8公里，上筑六桥，分别取名“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建成之后，在堤上种植芙蓉花和杨柳树，一时望之如画图。苏轼赋诗云：
这便是“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
这一疏浚工程历时约四个月，费工二十万，也就是平均每天约1600人在工地上。苏轼担心以后还会有人围湖造田，侵占湖面，便在湖中心立了三座瓶形石塔，以此为标，约束后世。后来，每当月圆，好事者点烛于塔心，水月交映，难分难解，成了“三潭印月”。
读到这里，你会跟我一起发现，杭州和西湖的养成，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
慧理注入了佛禅的基因，白居易“重新发现”了西湖，钱镠在空间上定格了杭州城，到了苏东坡的手上，则完成了一次文化符号学上的升华。他定义了西湖的“人格”，并以“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使之风景化。
3 20世纪10年代的苏堤春晓（资料图片）
在中国文学中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空间意象，它们起到了指代的功能，比如天山、玉门关、长安、东海、泰山和西湖等，这些意象在文人的叙事文本中分别指向一种达成共识的知识概念——西天的尽头、边疆、都城、东方极限、天际线和美好的江南，这是类似于基因的“语言的秘密”，一旦出现，就会引起本能的文化共鸣。
西湖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概在于此。
苏轼一生创作了453首与杭州和西湖有关的诗词，是他历任各州中数量最多的，所谓“前世因缘”，并非一时的虚词。
4 苏东坡绣像（视觉中国提供）
5 东坡写给辩才的诗卷局部（资料图片）
在完成疏浚工程后的第二年，苏轼就被召回，然后又是一连串的辗转跋涉，从颍州到扬州，再从定州到惠州，最远一叶孤舟到了海南岛的儋州，继而又周旋于廉州、舒州和永州，1101年（建中靖国元年）客死于常州。在滚滚红尘中，这个人一生被政治戏弄，好在他自得其乐，每到一处，要么开一块山坡，要么修一条长堤，然后用文字让后世一直不能忘记他。
就在修苏堤的那一阵子，苏轼与一位叫辩才的和尚交好，公务之余，他常常到山里去参禅吃茶。辩才的方圆庵就在龙井山麓的凤篁岭，是一个像馒头的草棚，遗迹至今犹在。
东坡回城里，辩才送至山脚边的一条小溪就止步了，他说：“下面是红尘人间，大和尚我就不涉足了。”东坡便把那条溪叫“过溪”，还在上面盖了一个小亭子，起名二老亭。
几年前，我曾有朋友在凤篁岭租了一间木屋子，就在方圆庵的旁边。每到冬日下雪，我们就捧着一堆番薯和无烟炭去吃烧烤。番薯的香气、翻飞的雪花与山间的寒风交集在一起，宛若回到了没有电气的时代，如果再喝上几口带生姜丝的温热的黄酒，聊的话题就更加的云缠雾绕了。下山的时候，寒月披身，脚下踏雪的声音滋滋作响，我们就在二老亭里抖落身上的雪花，去旁边的停车场找到车子，各自回城里的家。
想想很多年前，东坡和辩才可能也干过这样的事。他们会聊些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不过那时候，杭州冬天的雪应该下得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