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亭山在临安城的东北郊，是进入城区的一个制高点，钱镠在这里建了一个兵堡。南宋时，此地遍植桃花，有“皋亭观桃”一景。1276年（德祐二年）元月十八日，正当桃花含苞待放之际，这里突然开进二十万蒙古兵，在平地山间树起了一望无边的硕大的军营帐篷。

就在前一年，大元帅伯颜率元兵控制巴蜀，沿长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偏安百年的岁月终于到了尽头。伯颜的兵锋抵达皋亭山时，5岁的宋恭帝奉表投降，大批宋军撤离临安，右丞相文天祥入元营谈判。

两人在大帐中对面而立时，能通汉语并还会写诗的伯颜用蒙古语与文天祥对话，他承诺，“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十日后元兵入城，伯颜下令不得暴掠扰市，临安得以保全。作为亲历者的杭州人、宫廷琴师汪元量有诗记录当时景象：

衣冠不改，货币依旧，对老百姓而言，改朝换代的代价就小很多了。

不过，“社稷必不动”的承诺，伯颜是没有做到的。他令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拆毁凤凰山的宋室皇宫和太庙，将之夷为平地，并在上面盖了五个寺庙和一座藏传佛教的白塔，以示“镇压”。杨琏真伽乘机遍盗皇陵，还把宋理宗的头颅割下，制成了一个镶嵌黄金珠宝的酒器，称作“嘎巴拉碗”。

蒙古人统治中原98年。接下来，我让一位大家都熟悉的老朋友来告诉你，那些年的杭州城里发生了什么。正是因为他的一本书，让杭州这座太平洋西岸的城市进入了世界商业史的叙述之中。

我是马可·波罗，威尼斯人。我来到这座城市是伯颜占领这里后的第十个年头，那时它已经不是首都了，又叫回杭州。不过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叫它“行在”，在拉丁文里，我把它拼写成Quinsay。

你们知道我，是因为那本《马可·波罗游记》，我在中国待了17年，从1275年到1292年，跑遍了大江南北，还在忽必烈大汗的朝廷中当过官。你们不要因为我没有写到筷子、熊猫和长城就怀疑我的这段经历。在这本《游记》中，出现最多的城市当然是北京和杭州，Cambalu和Quinsay。其中，杭州的篇幅超过了北京，约占全书的十五分之一。

按照通常的估计，这座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它的街道和运河都十分宽阔，还有许多广场或集市，因为时常赶集的人数众多，所以占据了极宽敞的地方。据说，该城中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一万两千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

城内除掉各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市场，这些广场每边都长达半英里。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四十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有许多较低的桥横跨其上。这些方形市场彼此相距四英里。

在广场的对面，有一条大运河与大街的方向平行。这里的近岸处有许多石头建筑的大货栈，这些货栈是为那些携带货物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而准备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些广场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居民的住宅雕梁画栋，建筑华丽。由于居民喜好这种装饰，所以花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本地居民性情平和。由于从前的君主都不好战，风气所致，于是就养成他们恬静闲适的民风。他们对于武器的使用，一无所知，家中也从不收藏兵器。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在此处所经营的手工业中，有十二种被公认高于其余各种，因为它们的用处更为普遍。每种手艺都有上千个工场，而每个工场中都有十个、十五个或二十个工人。在少数工场中，甚至有四十个人工作。这些工人受工场老板的支配。这些工场中富裕的手工业主人并不亲自劳动，而且他们还摆出一副绅士的风度，装模作样地摆架子。

我的这本游记是回到欧洲之后口述的。那年，我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一场战争，结果成了俘虏被投进监狱，在那里，我跟牢房里的威尼斯老乡们讲述了我的东方见闻。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常常浮现出他们当时无比吃惊的可笑样子。

当我说杭州有一万两千座桥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都快要挣破眼皮了。你要知道，我们威尼斯号称“欧洲水城”，也才不过400座桥梁而已。而当我说到杭州有十个市场，每个在一星期的三天中有四五万人来赶集，他们估计已经疯了，当时全欧洲超过五万人的城市不会超过五个。

关于杭州的人口，我是真的做过一个统计的。有一年，我碰到一位大汗派来的钦差，他来这里听取税收和居民数目的报告，当地官员上报说，全城有160个托曼（Toman）的炉灶。

所谓炉灶就是指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家庭，一个托曼就是1万，所以我就推算，杭州有160万户人家。按每户4人计算，就有640万人。后世很多人说我吹牛，但反正那个官员是这么上报的。后来有中国的学者统计说有200万人，那也是一个挺吓人的数字了。 [50]

1 威尼斯的贡多拉（视觉中国提供）

2 杭州六和塔边，尾部翘起的渔船，据说威尼斯的“贡多拉”式样就是马可·波罗从杭州照搬过去的。（费佩德拍摄，沈弘提供）

我的游记最早是手抄本，很快奇迹般地成了一部畅销书。在后来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马可·波罗游记》成为欧洲人对东方中国的全部想象，而Quinsay——杭州，则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城”。

顺便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大航海家哥伦布是我最忠实的粉丝，他读我的游记估计超过一百遍，做了264处边注。1492年，他就是揣着这本书开始了寻找东方的航海冒险，结果发现了美洲大陆。

你们知道吗，在中古之前的欧洲人所绘制的地图中，东方是混沌一片，他们知道那里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可是对于具体的地理疆域和城市方位一无所知。一直到我的游记出版后，中国的面貌才开始清晰起来，而我在书中所有的细节记录成为历代绘图师仅有的依据。也因此，Quinsay成为当时欧洲人可以具体绘制的唯一的中国城市。

1459年，威尼斯人弗拉·毛罗 [51] 绘制了一份非常著名的《世界地图》，其中关于中国的地名有188处，全部来自我的游记。更有意思的是，其中出现了西方地图上最早的杭州城图像（它被拼写成了Chansay）。它依山而建，城外有一大湖，湖中有小岛，城内的建筑物显然是典型的欧洲城堡风格，城的远处还有一座大塔，它应该是六和塔，而造型则俨然是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

3 1459年，弗拉·毛罗地图上的Chansay（元代杭州）的城市面貌，它显然是想象出来的。（资料图片）

还有一幅绘制于1604年的奥特柳斯 [52] 《亚洲简图》，China的位置已非常准确，北部有长城，而城市只标示了一个——Quinzai，也就是杭州。

有一位叫黄时鉴的史学家，收藏了好几幅这样的地图，他在论文中说：“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杭州显然是西方制图家非常看重的中国城市，因而在较小的地图上或在地图出现较小的中国一部分时，如果只能标出极少的地名，那么往往就有Quinsay，这些地图甚至只标出一个地名，也就是Quinsay。”

当时的杭州是天下第一繁华地。而且，与过往诸朝不同的是，城里出现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异族人，当然，更多的是色目人。

忽必烈大汗把境内子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蒙古贵族是中央政权和各地政府的行政首长，他们出身游牧，不善于经商，于是便大量任命色目人甚至波斯人来为他们理财。

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信佛教，但是与中土的禅宗不同，他们信的是藏传密宗。那个把皇帝头颅做成酒器的杨琏真伽，便是大汗的国师、大宝法王八思巴的弟子。他在飞来峰上开凿了一百多尊密宗佛像，使之成为今天你们国内最大的密宗摩崖石像群之一。今天去飞来峰游玩的游客，看见正中央的那尊袒胸露腹、喜笑颜开的弥勒佛像，非常的熟悉亲切，然而，对在它周遭的毗瓦巴尊者、毗卢遮那尊者等，他们就完全弄不清来历了。

我到杭州的时候，杨琏真伽已经离开了。据说在凿佛像的时候，他顺便也为自己凿了一尊像。后世有很多汉人扛着铁锄去砸他的头，其中就包括写《西湖梦寻》的那个张岱。不过他们好像都砸错了。

4 中山中路的凤凰寺（沈弘拍摄）

当年还有很多阿拉伯人来杭州做生意，我在的时候，一位叫阿老丁的伊斯兰长老在老御街的边上建了一座很大的清真寺——凤凰寺，它现在还在那里。 [53] 据说前几年挖出一块墓碑，是用阿拉伯文刻写的，其中有七首用波斯文写成的挽歌。

在我离开后的1340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历杭州，他跟我一样，结识了不少城里的蒙古官员。

有一次，他受邀参加了一场在西湖游船上的聚会，随行的乐师们演奏音乐，并用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演唱，场面华丽而富有奇妙的情调。这位蒙古公子是波斯音乐的狂热倾慕者。白图泰在杭州期间，还学会了唱波斯语歌曲，它是由一位叫Shiraz的波斯吟者创作的。 [54]

5 六公园的马可·波罗像（吴晓波提供）

是的，我讲述的是一个你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杭州城，这些都是我或白图泰亲眼所见。那时的杭州，多人种、多语言、多习俗并行不碍，是一座民族杂居、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型城市。在你们汉人重夺政权之后，它们或被时间淡忘，或被刻意抹去。

我在离开杭州后没几年，就回欧洲了。大汗派我护送一位公主去伊利汗国 [55] 与那里的阿鲁浑完婚，我率十四艘四桅十二帆的大船，从泉州起航，经苏门答腊、印度等地到达波斯。

我非常怀念Quinsay。感谢你们在六公园为我塑了一个像，让我这个威尼斯人得以永远地留在这座“天城”。不过，艺术家似乎把我弄得太苍老了，我到杭州的时候，才不过32岁。

10 世界地图上的Quinsay

10　世界地图上的Quins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