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被烧毁后的雷峰塔
场景一：杭州，雷峰塔
“倭寇来了。他们把雷峰塔给点着了！”
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像台风一样传遍杭州城，市民们纷纷爬上涌金门和钱塘门的城墙，胆战心惊地向西湖的东面眺望。果然，70多米高的雷峰塔火光冲天，如同一位在火海中挣扎的罗汉，远远的，能听到飞檐坠落和塔木崩裂的沉闷的声响。
这是1555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时值明嘉靖三十四年。
年初，一千多名倭寇从乍浦港入侵，一路南下，窜犯海盐、德清、嘉兴等府县，沿途烧杀抢掠。五月侵扰省城杭州。倭寇们驻扎在钱塘门外，先是烧毁了千年名刹昭庆寺，到了晚上，又怕雷峰塔里埋伏着官兵，便纵火焚塔。
经此一祸，原本是五层八面楼阁式的雷峰塔只残留下砖体塔身，后来的几百年间一直没有重修，成了精致的西湖风景中少有的一种“废墟之美”。1924年9月25日，老塔轰然倒塌，在上海的鲁迅还很感慨地写了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
1 被烧毁后的雷峰塔
2 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和“南屏晚钟”（图1-2由甘博拍摄，屈皓提供）
场景二：北京，紫禁城
倭寇袭扰杭州的奏折，就摆在嘉靖帝的御案上。朝堂里，大臣们议论纷纷。
这时，距离大明帝国创建已经过去了187年。开国最初几十年，太祖和成祖一度延续宋元的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甚至有郑和六下西洋的壮举。但是随后海禁便越来越严厉，1492年（弘治五年）孝宗时期再次颁布“海禁令”，宣布“片木不得下海”。
海运被禁止了，但是东亚各国对华夏商品的需求却仍然旺盛，尤其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贵族阶层喜好的器物都来自中国，其中，杭州织造的布席和纱绢，以及脂粉、丝扇和瓷器，是最受欢迎的奢侈品。
在十倍乃至百倍暴利的诱惑下，倭寇集团因时而生。他们自舟山群岛登陆，直抵距离只有四百多里的杭州城，其间是水网交错的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几乎无险可凭。1522年（嘉靖元年）之后的这三十多年里，倭寇每年大规模袭扰浙江一次，有两次还打到了杭州城下。
朝堂廷议，大臣们的意见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倭寇与海商其实是同一类人，如果开放海禁，倭寇就转身变成了海商，如果实施海禁，海商就立即变成了倭寇” [56] 。因此，制倭最好的办法是开放海禁。
另一派意见认为，孝宗禁海是安定东南的英明决策，海盗之徒，用利益诱之，只会养虎为患，既不是君子之道，又有违祖制。因此，要消除倭患必须派出铁腕人物。
嘉靖帝踌躇其间，难以定夺。
场景三：舟山双屿港，汪直大营
“他们管我们叫倭寇，其实我们是半倭半汉，我就不相信他们不知道这一点。”说话的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壮汉，他操着一口徽南方言，头发则剃成了日本武士的月代发型。
他端坐大营中央，身后竖着一杆绣有“徽王”二字的大旗。在他的两旁，林立着两排部下，一排是来自日本的浪人，他们的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另一排则是一体的汉人打扮。
中央之人，名叫汪直。安徽歙县人。元明以来，徽商就成了杭州商业的一支显赫力量，他们以盐、茶、徽墨、木材和典当为主业，著名的张小泉剪刀的创始人张思家便是安徽黟县人。禁海之后，他们中的亡命之徒转身成了海盗，与日本浪人结为同盟，是为倭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海盗们从南到北，建立了几个走私贸易的据点，最南的是澳门岛，福建一带有漳州的月港，而北端的便是舟山群岛一角的双屿港。
3 [明]，仇英，《倭寇图卷（局部）》，明代苏州画家仇英曾亲身遭受过倭寇之扰，他创作的这幅《倭寇图卷》，长五米，绢本设色。图卷上的倭寇，俱是日本浪人的装扮。画面上有一艘倭船，竖立着“日本弘治一年”字样的幡旗，这是1555年，也就是雷峰塔被焚毁的那一年。（视觉中国提供）
袭击杭州、焚烧雷峰塔的1555年，正是汪直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拥有上万之众，上百艘载重量达120吨的海船，走私区域北到日本、朝鲜，南抵菲律宾，还一度控制了日本萨摩州的松浦津。因为势力庞大，汪直自封为“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俨然是一个独立割据的“军事——商业复合体”。 [57]
除了日本是最主要的市场，汪直还将抢掠和交易来的货物长途贩运到南洋，与那里的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西班牙人（占据吕宋岛）和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交易，再由他们将货物转销至欧洲、非洲和美洲市场，同时将海外出产的苏木、胡椒、象牙、银币等输送回国。
每年，汪直往返于双屿港和松浦津之间。唯一让他忧心忡忡的是，他的老母亲和妻女被明军关押在杭州的监狱。他也在观察北京朝廷的动向。
场景四：杭州，巡抚衙门
就在雷峰塔被焚毁的半年后，杭州城里来了两位新的长官，他们是嘉靖帝踌躇之后的一个“两全”决定。
他从湖广调来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他是汪直老家歙县邻近的绩溪人，是一位主张安抚政策的温和派。嘉靖希望他通过乡谊的渠道，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倭寇问题。
另外，他从山东登州 [58] 调来骁勇善战的戚继光，出任杭州参将，主持军事行动。
4 “鸳鸯阵新图”
戚继光是一代军事奇才，他到任杭州后，去义乌等地招募三千人，组成日后威震一时的“戚家军”。戚继光发现，浙闽沿海多山陵沼泽，不利于大部队作战，而倭寇游走如风，善于设伏，好短兵相接。于是，他独创了一种新的战斗队形，以十二人为一基本作战单位，长短兵器互助结合，时称“鸳鸯阵”。
戚继光的出现，让浙闽的抗倭形势为之大改。在接下来的两年多里，他在浙南和闽北屡次击溃汪直和其他海盗集团，“戚家军”成了倭寇的天敌。
与此同时，老谋深算的胡宗宪则一直没有停止与汪直的谈判，边打边谈的策略果然起了成效。
5 这便是胡宗宪斩杀汪直的官巷口，60年后，清兵在这里杀死了张煌言。现在的市井面貌，不留当年的一丝血腥。在20世纪90年代，官巷口所处的解放路和中山中路，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而近些年，随着年轻人口向城西和钱江新城转移，这里已明显冷清衰落了下来。（毛洺拍摄）
场景五：杭州，官巷口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初秋，胡宗宪派出的两位代表，与汪直在日本松浦津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明朝代表承诺，一旦汪直归顺朝廷，不但可以免除他的死罪，放回家属，还可以免罪通商，继续做他的海外生意。
汪直得到这份承诺后，当即返回双屿港，率领数十位汉人首领，到杭州向胡宗宪投降。同时，他令人携带大量黄金珠宝，去北京打点首相严嵩等人。在这位徽商出身的大海盗看来，他当宋江的日子到来了。
然而，汪直入杭的消息传到京城，当即遭到强硬派官员的强烈抵制，他们纷纷上书嘉靖，控告胡宗宪收受汪直的巨额贿赂，已经远远超出了人臣的道德底线。胡宗宪迫于巨大压力，于1559年十二月毁约，将汪直一族数十口，斩决于巡抚衙门前的官巷口闹市。
在城市最热闹的中心公开杀掉一个人，是中西方的共同传统，它更像是一个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消灭一个肉体，宣示着某一公共事件的结束或新的开始。
“那个烧雷峰塔的倭寇，今天终于被杀掉了。”这是杭州人最开心、也愿意知道的全部的事实。
汪直临刑时，一副日本浪人的穿束，这可能是他日常的穿戴，也可能是胡宗宪试图以这样的公共形象，在天下人心目中“定格”他的倭寇身份。汪直用徽南方言，对胡宗宪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了之后，倭寇就更难平定了。” [59]
场景六：全球化，南中国海
汪直死后，双屿港的倭寇集团覆灭，东海和杭州暂归安宁。而南中国海的海盗却终明一代没有消停。跨越明清两代，东海和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海盗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极盛时多达15万人。明朝覆灭时，南海势力最大的郑芝龙集团拥明抗清，他的儿子便是郑成功。
就在明孝宗发布“海禁令”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同时，文艺复兴运动正如火如荼，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西方历史著作中常常把1500年当成东西方文明“大分流”的起始之年。
在正统的中国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为海盗留一席之地。然而，近世的史料发现，自16世纪之后，正是非法的海盗活动造就了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繁荣。据学者严中平的研究，海盗商人把大量中国货贩运到马尼拉，进而通过西班牙商人远销到欧洲和美洲。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出产于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银大量运回中国市场，构成全球商品和白银流通的重要一环。
明代的中国，从全球化的版图上渐渐淡出，终于内卷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内陆帝国。而在西湖的游船上，用三种语言吟唱歌曲的景象也不复出现，杭州成了一座优雅而内向的内陆型消费城市。
1555年5月那把烧掉了雷峰塔的大火，从全球贸易史的角度观望，令人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