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杭州天主堂内的彩绘玻璃，从左往右，依次为利玛窦、卫匡国、李之藻、杨廷筠（吴晓波拍摄）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他的好朋友杨廷筠前去吊唁。在那里，杨廷筠遇见了两位欧洲天主教的神父郭居静 [62] 和金尼阁 [63] ，他们随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杨家在杭城是官宦世族，人称“杨氏科第甲于武林”。杨廷筠35岁时考中进士，先后在南京和杭州为官，曾任监察御史，当过顺天府府丞，相当于直辖市的常务副市长。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佛教氛围十分浓烈的杭州有很多佛界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参禅悟道，杨廷筠被认为是一个“深入禅理者”。
然而，就在李之藻家，杨廷筠的人生突然拐了一个惊天大弯。他与郭居静、金尼阁就佛学、儒学与基督教的教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杨廷筠不断地发难诘问，而两位神父则应题对答。
这场论战持续了九天九夜，最后的结局是，50多岁的杨廷筠领受洗礼，洗名弥格尔（Michael），成了杭州城里的第一个天主教徒。
基督教早在唐代由波斯传入东土，当时被称为景教，元代的宗教信仰自由形成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二高潮期。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的利玛窦 [64] 等人第三次传教中国，然而这一回并不顺利，一直到1611年前后，中国区的信徒只有约2500人，且大多在南方的江浙一带。
这部分信徒绝大多数是知识界人士，尤其是大学者、曾担任过礼部尚书的徐光启的入教，起到了决定性的示范作用。早在1602年，杨廷筠就经徐光启的介绍，与利玛窦见过一面，那次讨论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就在第二年，徐光启受洗。到1610年，老友李之藻也步后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这让杨廷筠很是震撼。
在当时的文人界，徐光启和李之藻是一对非常引人注目的“异类”。徐光启师从利玛窦，向其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和水利技术知识，总编了60卷本的《农政全书》。他在历书中第一次引入了“地球是圆的”这一概念，同时，还与利玛窦共同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也是利玛窦的学生，他和利玛窦编译《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等天文书籍。在中国科学史上，他们有显耀的开启之功。
1 杭州天主堂内的彩绘玻璃，从左往右，依次为利玛窦、卫匡国、李之藻、杨廷筠（吴晓波拍摄）
相比在学术上深有造诣的徐光启和李之藻，杨廷筠的入教则更带有普及的意义。后世的学者认为，徐光启和李之藻之皈信天主教，除了宗教的原因，主要是受传教士所传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所致。而杨廷筠属于另一种类型，他的皈信完全是出于信仰。
正是有了杨廷筠的出现，杭州在17世纪成为东南沿海天主教传播的中心。也因此，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被称为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的三柱石”。
杨廷筠入教碰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他有妻妾数人，而天主教要求一夫一妻。因此，他跟李之藻多有抱怨，他说，西方人好是奇怪，我以御史的身份视之为师，他们却还要管我有几房妻妾。在李之藻的开导下，他最后还是“屏妾异处”，遵循了教规。
杨廷筠入教时已年过五旬，显然不可能是一时的冲动，他更多是在思想的意义上完成了洗礼。在他看来，三代以来，中国诞生了儒学和道教，后来从印度引入佛学，出现了儒释道合流，然而千年以来，儒释道都已经陷入僵化，基督教的加入“可以补儒数之阙，可以正释老之误”。
作为杭州城里著名的士人，杨廷筠的入教如同一场“背叛”，引起了极大的骚动，他的那些佛家老朋友们一方面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又十分的愤怒。他们上门找到杨廷筠与之论战，希望他迷途知返。从来喜欢参禅辩驳的杨廷筠正中下怀，他一连写了《代疑篇》和《代疑续篇》两篇长文，与老朋友们笔战。
在《代疑篇》中，杨廷筠列出对方提出的二十四条诘问，一一给予解答。有人认为传教士不婚不宦、去父母、远兄弟，有悖中国的人伦。杨廷筠辩护说，基督教十诫也劝人向善，传教士是为信仰献身。又有人质疑童贞女玛利亚感孕而生基督是荒唐之事。杨廷筠则举净饭王摩耶夫人“剖右胁而生释迦”予以反驳。
与久居学斋的徐光启和李之藻不同，当过府丞的杨廷筠显然是一个更固执的人，也更有行动力。除了与佛家子弟公开论战，他还身体力行，大力传教。为了让自己的老母亲也入教，他在半个月里不进食、不宽衣，以致形容憔悴，气若游丝，老太太老泪纵横，大喊：“我信了，我信了。”（“吾今信矣。”）
为了扩大信徒，杨廷筠撰写了《天释明辩》《圣水纪言》等小册子，还资助在华传教士翻译了25部教义作品，并广为印发传播。
对于识字无多的普通民众而言，杨廷筠的某些说教是很能诱惑人的。比如，所有的宗教都承诺虔诚的信徒可以上天堂。杨廷筠就告诉大家，佛教和天主教的“天堂”其实是很不同的：
佛教的天堂，属六道之一道，与地狱等皆为轮回暂寄之所，所以，佛教徒的天堂之乐是“有限之乐”，终究还会堕入轮回，苦乐无定。而天主教的天堂，是天主所居之“万福之所”，只要信靠耶稣，死后便可尽享天堂“永久之乐”。
在杨廷筠等人的狂热推动下，天主教信徒数量陡然增加，到1617年，信徒人数居然达到了1.3万人。这一景象引起朝野上下极大的警惕，在朝官和佛教徒的建议下，朝廷下令驱逐传教士，史称“南京教案”。
在风声鹤唳中，杨廷筠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他把朝廷明令驱逐的八位传教士藏匿于自己的家里，并四处奔波，为他们脱罪。一位叫曾德昭的传教士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相当好的寓宅，设有寝室、厨房、礼拜堂和厅房，这所房屋是神父们所能有的最安全、宽敞的避难处。”
2 1992年，天水堂前的外国人。（吴国方拍摄）
3 杨廷筠捐建的天水堂就在耶稣堂弄的路口，而司徒雷登的故居则在教堂的西端后侧。2021年秋，我去的时候，马路因为修建地铁被隔断了，仅仅剩下两百米左右。（吴晓波拍摄）
1622年，杨廷筠把一位去世的传教士埋在杨家的祖坟地——桃源岭山麓的大方井，后来这块地就捐给了教会，成了杭州传教士的公墓，引他入教的郭居静和金尼阁，以及创作了《中国新地图志》的卫匡国 [65] 等人都葬在了这里。1627年，杨廷筠又出资在武林门观巷购得一块土地，建成杭州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即今天的天水桥教堂。同年，杨廷筠去世。
其后数十年间，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一直比较顺利。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还颁布了允许信教传教、“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的“容教令”。然而到1721年，罗马教廷严禁中国信徒参加祭祖祀孔，从而引发礼仪之争，康熙帝盛怒，下了一道口谕：既然那么爱嚼舌头，以后洋人就不必来中国传教了，禁止了吧，免得多事。 [66]
一直到将近两百年后的19世纪60年代，帝国天朝威风不再，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才再次踏上了东土，继续利玛窦和杨廷筠他们的事业。
1868年，一位28岁的美国年轻人约翰·林顿·司徒 [67] 受美国基督教南方长老会的委托到杭州传教，他住在城隍山的一个半坡上，“山坡上零星地散落着一些寺庙和官府”。
在那几十年，数以百计的像约翰·司徒这样的年轻传教士来到了杭州，他们建成了新的教堂，在六和塔下建了浙江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之江大学，今天杭州著名的医院——浙大附属第二医院，其前身是教会的广济医院。传教士们聚集居住在当年杨廷筠建的教堂周围，那里就被叫成了耶稣堂弄。对于我而言，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当年拍下的照片，几乎是唯一的视像资料。有一次，看一位传教士的照片册，我才发现，原来当年在保俶塔的旁边有一所肺病疗养所。
约翰·司徒和他的太太在杭州生了四个孩子，其中长子叫司徒雷登。他在中国整整生活了50年，当过传教士，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并出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毛泽东写于1949年8月的《别了，司徒雷登》，是中美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
司徒雷登于1962年去世，当时正是中美关系最为恶化的时候。2008年，他的儿子——也是一位神父，把父亲的骨灰从华盛顿迁到了杭州的半山公墓。司徒雷登能讲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上海话和宁波话，尤其是杭州话，讲起来特别的地道。
4 正在野外拍照的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
5 费佩德的小女儿珍妮特及其保姆（图4-5由沈弘提供）
传教士“留下”的杭州
6 从六和塔俯瞰杭州之江大学校园
7 江边的之江大学
8 之江大学运动场
9 照片中右上角的房子为甘博家族捐赠的之江大学男生宿舍楼，当年被称为“甘卜楼”，如今这座大楼依然存在，外观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10 正则学校的女生们。大塔儿巷19号是一所北长老会全日制小学：正则学校。在迁进这个校址之前，这里曾经是杭州第一所女校“弘道女校”的所在地。照片中最左侧的女老师，看上去也像是一位教会学校的毕业生。
11 吴山顶上主日学校的三位小男孩。主日学校是基督教会在星期天为信奉基督教家庭的儿童、上不起学的贫苦儿童组织的非正规学校。三位小男孩手上所提的，是杭州早年颇具地方特色的取暖用具。中间的小男孩穿着一件挽袖马褂，上面缝了5颗闪亮的新式纽扣。
12 当时宝石山顶被英国圣公会的广济医院（浙大附属第二医院前身）租用，在保俶塔的东、西两面分别建造了肺病疗养所和康复所。
13 坐在驴车上的这位老先生便是广济医院首任院长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他是苏格兰艾尔郡人，1881年到杭州，在这座城市住了45年。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图6-13均由甘博拍摄，屈皓提供。甘博家族也是之江大学最早的捐赠者之一。）
14 梅滕更在查房时，与小患者深深对揖。这张照片后来被制成铜像，成为浙二医院的精神象征之一。（浙二医院宣传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