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陈洪绶，这是陈洪绶画的张岱像。他卧于蕉叶上，左手靠书籍，右袖倚酒瓮，一脸的愁眉不展。这几乎是那一代亡国书生的共同造型。陈洪绶是张岱的堂妹夫，比他小两岁，明亡之后出家为僧。晚年在杭州的万松岭筑草堂隐居，他在这里画风大变，与八大山人并为当世最怪异而杰出的画家。
1654年，57岁的张岱在阔别西湖28年之后，再次站在断桥之畔，一时情不能自禁。
此时，已是大清顺治年间，天下再次改朝换代。十年前的1644年，清兵乘乱攻入山海关，仅仅一年多后的1645年6月，杭州就沦陷了。那一年，清兵在江南遭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有了血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昆山、江阴、常熟和嘉兴也相继被屠城。
清兵攻抵杭州时，几百公里外的恐怖杀戮把守城的潞王朱常淓吓坏了，明军只在涌金门外稍稍抵抗了一阵就主动出降，未见惨烈的记录，杭州城再次因“顺从”而被屈辱地保全了下来。黄宗羲的老师、大儒刘宗周当时住在城内，绝食二十三日而死。
清兵入杭，如同当年的元人，“市不易肆”，但是他们要求杭州人剃发，据记载，每天有数百人投运河自尽。城市繁华的凋零，在若干年后仍未得到恢复。张岱看到的景象是：
张岱出生于万历年间，家族在绍兴一带是仕宦望族，40岁前，他的生活就跟很多年前在这里快活过的王羲之和谢灵运一样，天天周旋在读书和享乐两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这么一个“十二好”青年到了中年的时候，遭遇国破家亡，从此流离颠沛，躲进深山，因为不肯剃头，就披散着头发，宛若野人。他的同宗晚辈张煌言在舟山起兵抗清，被戮杀于杭州的弼教坊 [70] ，临刑前，张煌言面向西湖轻叹一声：“真是好山色。”他的好朋友、老乡祁彪佳沉池殉国了，他本来也想随之而去，可是有一晚，祁彪佳托梦给他，让他活着，把前朝的遗事写下来。所以，后来的很多年里，张岱以“大明遗民”自居，一直躲在绍兴龙山写《石匮书》。听这个书名，你就知道，作者没指望它能印刷发表。
1 [明]，陈洪绶，这是陈洪绶画的张岱像。他卧于蕉叶上，左手靠书籍，右袖倚酒瓮，一脸的愁眉不展。这几乎是那一代亡国书生的共同造型。陈洪绶是张岱的堂妹夫，比他小两岁，明亡之后出家为僧。晚年在杭州的万松岭筑草堂隐居，他在这里画风大变，与八大山人并为当世最怪异而杰出的画家。
但是，时局变迁已不可逆，他的次子不顾父亲劝阻，决意参加新朝的科举考试。张岱此次赴杭，就是陪同“逆子”，前来参加乡试。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大明也许真的回不来了。
2 万松书院的袁枚像。袁牧是杭州人，出生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张岱式的忧伤在他那一代的身上已经烟消云散。他是“性灵派”大家，一生放纵享乐，建园子、写食单、养了十多房妻妾、晚年还收了一堆女弟子，快快乐乐地活到了82岁。他说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他的爱好与年轻时的张岱简直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张岱碰到亡国，袁枚恰逢“盛世”，前者的人生成了一部悲剧小说，后者则是一篇字数很长的闲淡散文。（吴晓波提供）
千万人头落地，又有新的会长出来，弱柳夭桃被摧，自有春风再植嫩枝，这番无奈的轮回，张岱这辈子算是碰到了，之前有很多人碰到过，以后还会有很多人碰到。
后来有几年，张岱住在了杭州，应浙江学政谷应泰之邀，参与编撰《明史纪事本末》。他给新朝干前朝的事，算是“非暴力不合作”。也在那段时间里，他写了《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
张岱第一次到西湖边是在8岁时，他随祖父到南屏山下的小蓬莱看望一位老朋友。这位老友建了一个叫“寓林”的书院，那里奇石如云，古木苍翠，有一百多位年轻俊俏的书生，此情此景给少时的张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可是当他50年后再访那里，不但故人和书生早已不在，“寓林”也是围墙俱倒，古木全无，仅存一个残败不堪的瓦砾场了。在西湖之畔，这样的反差，并不仅仅只有一个“寓林”。张岱在书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所以，张岱只能写梦中的那个西湖，只有“梦寻”和“梦忆”。
《西湖梦寻》写了约5万字，其中一半左右是抄录了前人的诗词，共写了西湖的七十多处景点，每则的字数都不多，有的几百字，有的甚至不足百字。张岱寥寥几笔，有景、有议、有趣味事、有一声叹息，如同一幅三维的中国画，任谁读了都会心向往之。他当时所记录的七十多处景点，其中约有四分之一已经消失了，比如岣嵝山房、青莲山房、秦楼、哇哇宕、六贤祠等。它们都只存在于张岱的文字之中。
这两本小书——请记住，张岱是一位史学家，写这些文字仅仅是闲暇的余事——在后世很受欢迎，被认为是文言小品的神作。不过，很少有人能体味张岱在那些夜晚下笔时的心情。他写它们就好像思念年轻时遇到过的那些娇姬美童，美景之于人的忧伤，往往缭绕在文字之外，越是刻骨的思念，越平淡、疏离得若无其事。
在《陶庵梦忆》中，其中一则《湖心亭看雪》，描述的是一个大雪之夜，张岱独自荡舟湖心亭的场景，全文仅两百字：
这篇美文被选进了初中的语文课本。“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真是神来之笔，连日本人在评论汉字的极简之美时，也每每拿这一篇举例说事。我年轻时练习写作，也曾把它当作揣摩和模仿的范本。到了后来，了解了张岱的人生，某一日再读此文，突然体会到，当年作者下笔时，笔尖颤抖得最厉害的几个字，应该是“崇祯五年十二月”。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年份背后，是他无处言说的家国沉痛。
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为他居住了一生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写了一本书，他用“呼愁”来定义城市的忧伤。那是一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古老城市，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不同的民族征服，并重新命名——从拜占庭到君士坦丁堡，再到伊斯坦布尔，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更换自己的信仰、服饰和语言。
当帕慕克为它写作的时候，它已经从“世界的首都”沦为遍地废墟的没落城市。在他的笔下，街道与胜景的“呼愁”渗入每个伊斯坦布尔人的心中，“呼愁”使爱情没有和平的结局，使每个人一文不名，注定失败。
这种浓烈的充满夕阳感的忧伤，似乎并不属于杭州。尽管它也一次次地面临朝代更迭，甚至异族的统治。然而正如张岱笔下的西湖，它更像一位低声啜泣的江南女子，即便在最悲凉的时候，仍然遵循着孔夫子“哀而不伤”的教诲。
这不仅仅是张岱的个人看法，更是一个悠长的传统。
那天，坐在吴山的杭州博物馆，整个图书室仅我和管理员两人。在静静的秋日阳光下，我一本本地翻阅历代关于杭州风俗市貌的书籍，《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梦寻》《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它们都是乱世幸存者对昔日杭州的纪实性记录。在作者们的笔下，杭州市井繁华，风景艳丽，市民们日夜欢宴游乐。它们的体例和叙述方式完全一致，文本之间更有互相的借鉴抄录。
我突然发现，这些文字带有巨大的暗示性，它仿佛在诱惑每一个阅读者——“回到过去吧，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吧，没有比那时更好的杭州了，没有比那时更好的时光了。”
《梦粱录》多达20卷，共12万字，在古书中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作者吴自牧是一位连生卒年月都没被记载下来的杭州人，他以极其细致的笔触记录了临安城里的风情习俗、宫殿街巷和湖光山色——“湖光山色”这个成语就是出自《梦粱录》。他还写道杭州人爱喝腊八粥，爱吃一种叫“月饼”的面点。在他的描述中：
在该书的序言中，吴自牧说自己写这本书是因为时势改变、万事皆非，自己“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他写作的时间是“甲戌岁中秋日”，这个年份让后世的学者一直猜到今天，有人说这一年是1274年，宋度宗咸淳十年，也有人说是1334年，大元的元统二年。
这些写作者或出于教养，或因为恐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把自己对故国的忧伤隐藏得实在太深了。他们身处悲剧性的处境，却用极大的热情和细腻的篇幅追忆过往的种种繁华，以这种极度反差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文字有时扮演与时间交易的角色，它从柔弱的湖笔中流出，却顽冥不化。对于那些写作者来说，它是最廉价的药方，可以治疗一切，吴自牧和张岱们相信这一点，我现在也仍然相信这一点。
世人都说书生没用，“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如此而已。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在抵抗。张煌言书生领兵是一种抵抗，刘宗周绝食和祁彪佳沉池是一种抵抗，张岱苟且地活着，写书编书，何尝不是。美国史学家史景迁 [71] 在《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一书中，把张岱与屈原、陶渊明做类比，他们都是乱世中的清醒人。而在我看来，张岱不如屈原“洁白”，却比陶渊明勇敢。
这种张岱式的忧伤，非常的古典中国。
很多年后，我才突然在《湖心亭看雪》中体味到他的那份沉痛。那些美好的文字像一颗被很厚很厚的糖衣包裹着的药丸，张岱用它们完成了一次亡国者的自我疗愈和救赎。而杭州和西湖，恰好是最合适承载这一情感和主题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