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95年的满营八旗兵
我读的中学是浙大附中，大部分同学是求是村里的教师子弟，不过也有几位是附近玉泉村农民的孩子。他们穿的衣服跟我们不太一样，杭州话也说得更加地道，但在我们听来就是很土渣的那种。在学校里，他们是边缘的一群，特别是女生，眼神总是怯怯的，走路都不走在路中央。那个时候，少年的我们已经有了城市与农村的势利分别。
有一次，听一位语文老师说，玉泉村里有不少姓叶和姓金的人家，他们以前都是满人。他说到“满人”的时候，一脸很神秘的样子。那时还没有清宫剧，我们对满人完全没有印象。据老师说，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一，这些人家就会请出祖宗像来祭拜，那是一些很陈旧的彩绘像，上面是穿着复杂官服、神情严肃的老人。在那一天，他们还不宰杀牲畜。
至于为什么是农历十二月初一，老师没有讲，我们也懒得问。
阿马蒂亚·森 [72] 说，人因身份而自我界定，因此产生社群的安全感和认同上的焦虑。满汉之别，在今天的我们听来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不过有两百多年的时间，它是杭州城里的最重要的社群矛盾。
满人入关，以20万甲兵统治六千万心怀仇恨的汉人，面临很艰难的治理问题。顺治帝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全国最重要的14个城市设立精锐的驻防部队，负责周边数百公里内的军事安全。杭州与西安、江宁 [73] 是最早的三个试点。驻防军的最高长官是将军，为正一品（乾隆年间改为从一品），高于巡抚的从二品。
旗人驻扎杭州，最初有3000多兵卒，加上行军家属，应超万人。按满汉分治的制度，建筑了一个“城中之城”，杭人称之为旗下营或满城。
首任杭州将军董阿赖选中了钱塘门至涌金门一带为营址，这是杭州城内最繁华的地区——唐时李泌挖掘的六井都在满城的范围之内，原居杭人一律迁移他处，而房屋主人仍然要按原来的规定继续缴纳20年的粮税，这相当于缴了房子还要养兵。 [74]
满城筑有城墙，城基用黄石垒就，上用厚厚的青色城砖砌筑，周长9里，高6.63米，宽2米，城墙之上可容两匹马通过，并安放火炮。围城共有5个城门，分别从西北、东北、东、南开向汉人居住的杭州城，满城总占地面积1400余亩，为清代杭州城内总面积的13%。
1 1895年的满营八旗兵
2 1908年杭州城内的新式清兵（图1-2由视觉中国提供）
历任杭州将军中，最出名的应该是年羹尧。1725年（雍正三年），这位深得皇帝宠信、为朝廷刚刚平定了西北之乱的抚远大将军，突然遭到弃用，4月被贬任杭州将军，半年后以92条大罪押送北京，责令自尽。民间传说，年羹尧曾在涌金门下扫地守城门，但这应是幸灾乐祸的戏说。
清代的杭州城内约有居民70万人，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上万满人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群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满汉关系一直十分紧张，为了维护血统的“高贵”，清廷规定，满族男子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懂“国语骑射”，不得娶汉女为正妻，死后一律要安葬到北京或东北的原籍地。
长年驻扎的3000个旗兵，为了备战的需要，每人配3匹马。与旗营仅一墙之隔的西湖就成了天然的放马处。上万匹战马每日游弋湖畔，宛如江南的塞北。远远望去，八旗骑兵纵马射箭，刀光剑影，倒是一道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因此有了“亭湾骑射”一景，亭湾就是现在湖滨的一公园。然而，兵马过处，沙乱草没，湖边的桃柳等树木更是被樵采殆尽，同时湖水遭到了极大的污染。再加上湖畔别墅的那些汉人大户都避迁他处，楼台水阁从此败坏。这应该就是张岱所看到的西湖凋零景象的原因。
3 1986年，延安路北端。延安路原来叫延龄路，是清朝驻兵的旗下营。到20世纪60年代，大家都还叫它“旗下”，住在武林门外的人进城，都说“到旗下去”。（吴国方拍摄）
旗人是游牧出身，不事农耕，也不懂商贸，所以最好的牟利之道，就是放高利贷。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掮客，用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贷款，是为“营债”。当有市民无力偿还，旗人就用自己的特权趁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或迫使借款人卖身为奴。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在城北的武林门附近，营债问题引发了商民的一场罢市抗议。康熙帝派官员赵士麟调查此事，发现当地百姓所欠营债本利相加已达30万两之巨。赵士麟上书朝廷，将营债数额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并明令永禁营债。杭州人感念其恩，在西湖孤山的北麓为他建造了一座赵公祠，比邻林和靖墓。日久之后，市民想当然地把“赵公”演绎成了财神爷赵公明，赵公祠成了香火甚旺的财神庙。赵士麟若在天有灵，应该会哭笑不得。
对于杭州人来说，改朝换代并不是生活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活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西湖和灵隐如同两个顽固的存在，即便在某些时刻粉黛全失，也容颜犹存。当她们被掷进了黑暗，就静静地忍受和等待，直到黑暗成为她们的一部分。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满汉两族“日久生情”，终于融而为一。越来越多的满人学习汉语甚至杭州话。满人被允许参加科举，他们学会了在西湖边吟诗欢宴，也自然像城里的汉人们那样，按照“幽赏清单”来过安逸的日子。在宗教上，他们放弃了萨满，转而成了观音和弥勒的信徒。那个死后迁葬回东北老家的规定，更是渐渐没人遵守了。
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到杭州，特地在满城的大校场举办盛大的阅兵，驻扎的旗兵个个奋勇卖力，展现了百步穿杨的功夫。皇帝非常满意，为此专门赋了一首《阅浙江驻防将士射》：
4 [清]，《康熙南巡图（卷九局部）》，康熙帝检阅八旗劲旅（故宫博物院提供）
不过，到了一百多年后的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轮到乾隆帝南巡杭州时，表演骑射的旗兵已经只能拉拉大旗，装装样子了。乾隆也写了一首《阅武诗》，内容则是告诫旗人们要勤练武备，“虽安不忘危”。他已经注意到旗人的汉人化倾向，当地旗兵的满语已十分生疏，而所讲的汉语则完全是当地口音。他在另一首诗中很感慨地写道：
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事，江南再陷战乱。1860年2月，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攻打杭州，前锋进抵武林门。当时守城士兵仅有2000多人。太平军引爆地道里的火药，炸开城墙冲入，巡抚罗遵殿自杀。旗营城在清兵的拼死抵抗下，未被攻破，太平军撤兵而走。
第二年的10月，李秀成再次来犯，太平军合围攻城，并从钱塘江搬运船只经慈云岭放入西湖，与旗营西湖水师大战湖上，旗军溃散。12月28日，杭州城破，巡抚王有龄自杀。2日后，满城被攻陷，将军瑞昌自杀。数千旗人不分男女老幼负隅顽抗，有的人家集体举火自焚，最后被杀得只剩下46人。
后来数十年间，为纪念这一兵祸，每年十二月初一，杭州全城禁止屠宰。我的那些玉泉村同学家里的祭祀，便是这一传统的遗留。
到1864年春，左宗棠克复杭州。此时的全城居民或死或逃，人数竟从70万人锐减到不足10万，可谓923年钱镠建城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偌大的一个满城，官署兵屋全毁，只剩下一些烧黑了的墙壁。新任杭州将军草草地重筑了土墙，上以瓦片覆盖，厚仅六七尺，高也不过一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4日夜间，革命军攻击满城。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记录道：
相比当时的西安、成都等地，杭州满城和满人的结局是最为温和的。
民国成立后，那个破旧不堪的满城城墙就被迅速地拆掉了，旗人们纷纷给自己起个汉人的名字，从此消失在雾霾般的历史里。久而久之，再也没有人记得那段往事，这样的事情，在这座城市里当然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那个革命党人攻击满城的惊恐之夜，一位七岁的旗人男孩大哭不已，他后来回忆道：“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这个男孩是满族伊尔根觉罗氏，长大后有了一个汉人名字，叫常书鸿。他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完成学业，1943年到敦煌，从此一生成了那里的“守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