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首《雨巷》的是22岁的杭州人戴望舒，他出生在闹市中心的大塔儿巷，那是一条仅三米宽的青石板小巷，毗邻的小寺庙有座城心塔，因此得名。自1927年《雨巷》发表后，它就成为无数文艺青年对杭州的全部想象，很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吟着这首诗，撑着雨伞在杭州的街巷里寻找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1 大塔儿巷已经面目全非，只余下这一两栋灰瓦平房，应是戴望舒当年住在这里时的模样，它们很快也将消失。在这里打着雨伞，仍有人在寻找那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孙午飞拍摄）

2 1928年，张爱玲与弟弟在九溪。（资料图片）

不过，在戴望舒的同时代诗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卞之琳看来，《雨巷》所呈现的景物，从油纸伞、丁香到颓圮的篱墙都没有跳出古人诗歌的范畴，全无现代气质，因此，“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

如果“雨巷”是20世纪初的杭州意象，那么，对之不以为然的还有张爱玲。

她是一位地道的上海人。1928年，8岁的张爱玲随妈妈和姑姑第一次来杭州游玩，在九溪十八涧跟弟弟拍了一张照片。那时的张爱玲已经开始写小说，她写了一个少女失恋自杀的故事，少女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溺水而死。妈妈对这个结局不能理解，可是张爱玲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在后来的创作中，张爱玲有很多次的笔墨写到西湖，不过她的印象似乎很平淡，“冬天的西湖十景，每样都有在那里，就是不好”，湖边的垂柳“一律都向水边歪着”，而那些亭子则是一些“似庙非庙的房屋”。总而言之，在她看来：“西湖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姬妾式的温柔，略带着点小家子气。”

所有赞美杭州和西湖的文章，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张爱玲的这些文字，如同当年的李清照刻意避开西湖一样。

尽管张小姐的尖刻世人皆知，不过她的“姬妾式的温柔”却触中了20世纪初期那些年的杭州的痛处。其实，有另外一个稍稍客气一点的说法：“杭州是上海的后花园。”

在当时的上海滩，浙江财团常年居于统治性的地位，上海总商会会长的位置一直由浙江人把持，全市仅有的两条以华人命名的道路也都出自浙江人——朱葆三路和虞洽卿路。在文坛、画坛和知识界，浙江子弟更是大比例的存在。但是省城杭州，对于这些人而言，是少时受教育的地方，是暇时休养放松的地方，甚至是埋骨安息的地方，但就不是横戈跃马、博取功名的地方。

他们在西湖的周边选址修筑了不少的别墅，不过都不大，占地数亩，面积很少超过一千平方米，是周末度假或金屋藏娇的所在。这些建筑都带有鲜明的民国特征，以钢筋水泥为材，中西合璧，不少还有巴洛克的风格。它们间插于怡丽的江南风光之中，为康乾之后的西湖又添了一笔新的时代景致。

西湖边的民国别墅，最出名的应该是报业巨子史量才的秋水山庄。

史量才青年时在杭州蚕学馆读书，后来到上海闯荡，创办《申报》，提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因立场独立和新闻及时，报纸发行量最高达日销15万份，为国内第一大报，言论足以影响时局。史量才有一房二太太沈秋水，原是上海滩的雏妓，擅长鼓琴度曲。

3 沈秋水（左四）在秋水山庄前（资料图片）

4 就在2021年，秋水山庄被改造成了杭州最昂贵的精品酒店，每晚的住费高达1.2万元。不知旅者中有多少人，知晓它的前生今世。（视觉中国提供）

1924年，史量才在新新旅馆旁置地营造秋水山庄。山庄占地不到四亩，据说设计时参考了《红楼梦》的描述，有一处“怡红院”，原型就按书中贾宝玉的住所打造。山庄的花窗图案极具江南建筑特色。不过在整体上，从铸铁大门到方形石柱，又透露出隐约的民国西式风格。

史量才平日在上海办报，周末就驱车到孤山边与沈秋水闲度时光。1934年11月13日，在回上海的途中，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工枪杀于沪杭公路旁的麦田。这是当年极其轰动的一个政治事件，中国新闻自由的高光时刻就断送在那几声枪响中。

史量才葬于龙井附近的积庆山马婆岭。在灵堂上，沈秋水白衣素服，抱着夫君生前最喜爱的七弦琴，弹了一曲《广陵散》。曲终弦断，秋水将古琴投入火中，一段情缘从此焚灭。此后，秋水出家为尼，把山庄捐出，办了一家妇孺医院，如今它是国营新新饭店的一部分。

这是胡适写过的一首白话小诗，现在读来，很像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作文。对于他而言，西湖是一个更为隐秘的存在。1923年的秋天，他与曹诚英在烟霞洞度过了“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此时是胡适归国的第六个年头，《新青年》和白话文运动让32岁的他成为国民文化偶像。曹诚英是他三嫂的妹妹，几年前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十多岁的曹诚英就是伴娘。胡适才情绝代，对他明恋暗恋的女子不可计数，而最痴情者，应该就是这位曹表妹了。

这一年，曹诚英在杭州女校读书，胡适赶来相聚。他们在偏僻的烟霞洞租了三间小平屋，度过了无所事事却又终生难忘的三个月。他们去翁家山看桂花，坐在亭子里喝茶，向农家借一副棋盘下象棋，胡适讲莫泊桑的《遗产》给表妹听，表妹唱徽曲《秋香》给他听。山间的农夫香客对他们毫无兴趣，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也漠不关心。

5 曹诚英与胡适在烟霞洞（资料图片）

6 郁达夫的风雨茅庐（视觉中国提供）

这段“不伦之聚”的最后一天是10月3日。残月在天，胡适凌晨三点爬起来写日记：“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才子的文字跟那晚的月光一样，是真实存在过的，却又同时是一场虚幻。胡适从没有承认过这段恋情，他对另一位情人韦莲司 [82] 说，那三个月，他就跟表妹拉了拉手，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曹诚英相信那晚的月光是真实的。她此后一生未嫁，1973年去世，她把自己的墓修在了安徽绩溪乡下的一座小桥旁，那是胡适回家必经的路。

1934年，郁达夫写了一篇散文《杭州》，几年前，他娶走了杭州城里的第一美人王映霞。他借钱在官场弄 [83] 南侧的一块空地上，盖了个小宅子，起名“风雨茅庐”。

郁王恋情在当年也是轰动一时的“孽缘”，已有发妻的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了上百封情书，还在一个大雨之夜跑到闺房下唱情歌，硬是抱得美人归。而他们的这场婚姻还是在1940年归于破裂。

郁达夫写《杭州》的时候，正是两人情浓的甜蜜期。不过，他笔下的杭州人好像并不受他的待见：

现在的杭州人，就永远是保有着被征服的资格的人；风雅倒很风雅，浅薄的知识也未始没有，小名小利，一着也不肯放松，最厉害的尤其是一张嘴巴。外来的征服者，征服了杭州人后，过不上三代，就也成了杭州人了，于是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几十年后，仍复要被新的征服者来征服。照例类推，一年一年的下去，现在残存在杭州的固有杭州老百姓，计算起来，怕已经不上十个指头了。

人家说，这是因为杭州的山水太秀丽了的缘故。西湖就像是一位“二八佳人体似酥”的狐狸精，所以杭州决出不出好子弟来。这话哩，当然也含有着几分真理。可是日本的山水，秀丽处远在杭州之上；瑞士我不晓得，意大利的风景画片我们总也时常看见的吧，何以外国人都可以不受着地理的限制，独有杭州人会陷入这一个绝境去的呢？想来想去，我想总还是教育的不好。杭州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总非要彻底的改革一下不可。

在郁达夫看来，民国的杭州人还在明清时代的习俗中流连，“一年四季，杭州人所忙的，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空的仪式”。而在日常，他们一直在不停地“幽赏”风景。

无论在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史上，杭州都是一个后花园式的存在。这里出没着无数的将军文士，湖畔的每一栋建筑或风景点都流传着他们若隐若现的谈判、阴谋和风流轶事。它们是一个又一个大事件的某些细节，如同石子投于水中，杭州每每是涟漪波及的那一部分，而从来不是水波激起的中心。

这里没有出现杰出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没有在全国举足轻重的企业，没有发生足以在史书上记载一笔的暴动或革命。说到杭州货，无非还是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都锦生丝绸、龙井的茶叶和胡庆余堂的药丸子。它们当然都很好，但是，都不是“新鲜的好”。古老或陈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时”。

对于“杭州是上海的后花园”这一说法，杭州人当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然而，却有点无可奈何。从当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现在成为另外一座城市的“后花园”，这期间自然有无穷的百味杂陈。

文化与商业，从来是一对孽侣。商业的兴盛让文化得以被供养，而后者则让商业变得滋润和体面。他们互相成就，又各自以为高贵。杭州是一座因运河而兴旺和变得重要起来的城市，西湖对它而言是一个天作之合般的惊喜。你虽然在白居易、柳永、苏东坡及后世几乎所有西湖赞颂者的诗文中寻不到一点与金钱有关的气味，但如果没有运河带来的滚滚人流、物流和货币流，诗文中的从容安逸和万家灯火将在哪里安放？

千年运河时期的杭州，是一个能够“原产”财富和文化的城市。但是，当铁路替代水运之后，运河的衰落对于杭州而言是致命的。随着人流、物流的减少，商业自然颓败，而附着其上的文化也开始“移情别恋”。西湖的风景一如既往地明媚，但是杭州成了一座单调而过时的黑白城市。

在这个意义上，戴望舒的《雨巷》其实是关于西湖的一首挽歌。

7 上海与杭州之间的铁路是1909年开通的，这是当年繁忙的场面。（甘博拍摄，屈皓提供）

8 跟很多民国文人一样，丰子恺“成材于杭州，成名于上海”。他17岁时到杭州第一师范求学，受教于李叔同、夏丏尊等名师，后来游学日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他常年往返于杭沪两地，寓居在北山路的招贤寺，完成作品之后，投寄上海各家报刊。丰子恺很喜欢杭州，曾说“我走遍中国，觉得杭州住家最好”。他一生画了近百幅杭州主题的漫画，以烂漫童真的趣味，巧显湖山禅意和市井生态。

21 雨巷与“后花园”

21　雨巷与“后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