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

全书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

主要观点有：

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使思想蒙难者被赋予了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失业的“愤青”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社会上的“革命党”崇拜。沙皇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惧怕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这种举动加速了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致使俄国社会出现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不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安委员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以单纯与激进为解决前提的方法——往往最终势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砍掉旧暴君的脑袋，就会引出新暴君与新奴役，革命成功以后，把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民众身上，也会令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

——路标是一部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俄国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情绪激愤然后再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成为一种特殊的“斯托雷平现象”，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本书为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者作品卷，全书精选了高尔泰、金雁、刘亮程、章诒和、阎连科五位作家的多篇精彩散文作品。高尔泰《荒山夕照》《没有地址的信》，金雁《从陇西插队到考研》《倒转“红轮”》，刘亮程《半路上的库车》（节选），章诒和《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阎连科《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节选）等名篇被悉数收录。高尔泰作品在家国沧桑和世态炎凉上用笔，却在生命的磨难和砥砺上用力。金雁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直观效果的俄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图景。刘亮程作品把人与庄稼、家畜的关系置于核心，把记忆作为梦，渗透着充满农民天真如童话、深沉如哲学的想象。章诒和作品用感性饱满的笔触和近似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戏剧大师们也难以把握的戏剧人生。阎连科作品以生态主义的立场、人文主义的情怀和在场叙事的姿态，真实记录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田园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