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引出“军阀主义”的概念，并沿用C.M.威尔伯关于“军阀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的定义。这样，军阀政治统治时期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形成的政治系统，就成为作者主要关注的对象了。换言之，对个别具体的军阀的政治行为进行描述，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本书的研究要旨，而是通过“角色”的分类，然后加以系统分析的方式，从而凸显历史描述与政治分析的最佳结合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本书的研究路径是“避免对角色作出评价”，而重点在于对体制进行分析。

第一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框架，论证其理论体系的依据；第二章从历史实证的角度，简单叙述了中国军阀派系的起源；第三章至第七章从关系、兵源、训练、武器及其经济等诸多侧面，对中国军阀政治系统的各项要素作出了较详细的分类研究；第八章则在上述各章的基础之上，简要概括出军阀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最后，在第九章中，作者又运用国际政治理论的“权力均势”范式，试图从中进一步抽象出中国军阀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历史模式。很显然，作者对全书的这种总体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已初步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分析框架和认识格局。正如美国政治学者G.吉勒卡评价的那样：“这是一本特别有价值的书，该书引用了几乎所有的中文和英文的第二手资料，同时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1916—1928年间的中国军阀时期的政治，进行了动态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并引人入胜的探讨。”

軍事在20世紀中國政治與社會舞臺中扮演了無比重要的角色，

自北伐起，軍事和政治之間的關係就已非常密切，

到了對日抗戰時期，彼此關係愈加緊連，

戰事和戰局影響內政，內政品質和效率又影響戰爭。

本書強調軍政之間的互動關係，

試圖把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後方黨政軍的狀態和前線的戰事，

納入一個整體性的分析架構之內。

由於國民黨北伐的速成，重要軍國大計多是談判妥協的產物，因此清末以降的各種問題，尤其是軍閥對立並沒有得到解決，而是隱藏在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的假象之下。隨著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些妥協的後果逐漸浮上檯面，不但各地軍閥對於抗戰陽奉陰違，只求自保；甚至連國民黨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致使蔣介石有「一生之苦厄全在於黨務也」的感嘆。

透過齊錫生對相關檔案、日記的梳理，可以觀察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內外交迫，無論是戰場上的節節失利，或是地方實力派的強硬，以及國民黨本身的腐化與分裂，都早有預兆，而這似乎也預示著戰後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