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译注（全注全译繁体竖排版）（套装全28卷）》根据天明本《群书治要》、元和本《群书治要》整理校勘，并对字词进行详细注解、对原文和注文都进行了白话翻译。
《曾文正公全集》为晚清一代名臣曾国藩文集，采用最早的、也是目前被认为最为经典的版本，即传忠书局刻本。本书是首次以简体版的形式将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完整呈现。曾国藩号称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其集中体现就是这套《曾文正公全集》。全书收录了曾国藩一生主要的学问精华，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位“千古第一完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语言平实易懂，同时又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人生心得。全集由当时数十位学者、名流、官绅编辑而成，在原文的基础之上，也进行的大量的加工和整理工作，力图将对后人最有价值的内容较好地呈现出来，将曾国藩的学问传之后世。
《曾文正公全集》包含首卷一卷，奏稿三十卷，书札三十三卷，十八家诗抄二十八卷，经史百家杂抄二十六卷，批牍六卷，文集四卷，诗集四卷，鸣原堂论文两卷，经史百家简编两卷，求阙斋读书录十卷，求阙斋日记类钞两卷，年谱十卷等。
此次出版，我们在传忠书局刻本的基础之上，同样参考了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版的其他曾国藩的文集版本，对于异同之处进行了多方考证，修订了传忠书局刻本中的一些错误。此次出版，我们在文字的校对和装帧设计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请了很多国内第一流的设计和古籍整理人才参与，希望能够为读者呈现出一套具有很强实用价值、同时又能赏心悦目的经典。
《李逵日记之聚义厅》以李逵的官场升迁经历为蓝本，写出了梁山中的人性百态与人情翻覆。水浒人物不再是一个个劫富济贫的好汉形象，而是各自戴上了一副“看形势、观局面”的面具。李逵给我们勾勒了在“梁山”这个权力机构中，大家为了权力勾心斗角、相互制衡的官场形态，并给我们讲出了在这样的形态下各级干部如何站队，如何送礼，如何织就关系网，如何处理同事、兄弟、上司的关系等官场秘籍。
你认为坚持就一定会成功？
你总忍不住与别人比较？
你觉得应该为了家人牺牲自己的幸福？
你相信星座，也笃信有天生幸运儿？
你时常觉得没有安全感？
你时常会抱怨别人？
你觉得结婚不买房的男人没有前途？
你对现在的工作提不起兴趣？
只有有钱才能够幸福吗？
小人物就无法对抗不公平吗？
如果上面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YSE，那么这本书就是你需要的！
《激情燃烧的岁月》主要内容：激动人心的音乐响起来了。褚琴舒展双臂，舞姿极其优美地跳起来了。石光荣被褚琴姿震慑，他想看得更清楚一点。登上广场台阶。他一阶一阶地往上登着，眼睛不离褚琴。年老的石光荣痴迷地看着。满头华发的褚琴似乎又变成了梳着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的褚琴，她舞着红绸，欢天喜地地奔腾跳跃着。
石光荣看着与自己相伴了一生的褚琴无比酣畅地笑了。
你问日本的历史，他能告诉你；你问日本的风习，他能回答你；你问日本的文学，他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连点鸡毛蒜皮的问题，也能给你个完满答案。
李长声写饮酒，写捕鲸，写街景，写书店，写浮世绘，写辞世歌，也是精彩、精致又精辟。叙事，娓娓动听；状物，不厌其烦；写人，道地白描功夫。不明白了：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章诒和《他那支笔是怎么练的？》
在我看来，长声兄是当下国内状写日本的第一人，就像林达写美国，恺蒂写英国，卢岚写法国一样，尽管他们的视角和风格各个不同。
——陈子善《与李长声“相遇”》
我当然更爱读李长声的随笔，通古博今，真性情织出的好见识，他微醺时写就的最好，你更该微醺时读。
——陈 浩《相见恨晚李长声》
官场之道，在于台上奉承，台下拍马
官场，考的不是战场上的龙精虎猛，而是生活中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功
拍马是一门很高的艺术，拍得好，升官、发财、成名，拍不好惨死蹄下
谗言、虚言、拍出水平、拍出艺术、拍出境界——官场“二言三拍”
洞悉梁山官场中的通变智慧，全景揭示梁山高干 的升迁密码
一本梁山式关系的教科书，最具智慧的官场原生态刻画小说
《李逵日记之忠义堂》 以李逵的官场升迁经历为蓝本，写出了梁山中的人性百态与人情翻覆。水浒人物不再是一个个劫富济贫的好汉形象，而是各自戴上了一副“看形势、观局面”的面具。李逵给我们勾勒了在“梁山”这个权力机构中，大家为了权力勾心斗角、相互制衡的官场形态，并给我们讲出了在这样的形态下各级干部如何站队，如何送礼，如何织就关系网，如何处理同事、兄弟、上司的关系等官场秘籍。
《李逵日记之忠义堂》中，晁盖中史文恭毒箭命在旦夕，众兄弟观望情况，晁天王身体稍显好转，立刻一帮人争先恐后去探望送礼，一旦晁盖像是扛不过去了，众人就各自冷眼观望。晁盖死后，众人为了拍宋江马屁，导演一出“黄袍加身”的闹剧，大家卖力的向新的一把手表示自己的忠心，唯恐稍有不慎断了升迁之途。梁山泊上人人都在谋着升官，堂级干部升地级，地级升厅级。众兄弟不再是意气相投、肝胆相照，而是各自攻讦、落井下石。一部《李逵日记》写尽官场百态。英雄如武松、憨直如鲁智深、蠢钝如李逵这些人也都每天打着小算盘，变着法儿的拍领导马屁。
《清潭柘山岫云寺志(套装共2册)》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灿烂辉煌、广博深远，举世公认。她为什么能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传承不衰，不曾中断，而且生生不息，历久弥鲜，不断充实其内涵，创新其口叩种，提高其质地，增强其凝聚力、吸引力、扩散力？历朝历代的地方志编修，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祖先，把地方志作为资政、教化、传史的载体，视修志为主政者的职责和义务，每逢盛世，便为重视，常常集中人力物力，潜心编修，使之前映后照，延绵不断，形成了让世界各民族十分仰慕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奇峰胜景和优良传统，虽然因历史久远，朝代更迭，保存困难，较早的志书多已散失，但留存下来的旧志仍有和千多种，十万多册，约占我国全部历史文献的十分之一。规模之大，馆藏之丰，其他种类的书籍莫可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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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根据《新唐书》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征、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译注（全注全译繁体竖排版）（套装全28卷）》根据天明本《群书治要》、元和本《群书治要》整理校勘，并对字词进行详细注解、对原文和注文都进行了白话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