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主要内容: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人、动物、植物,甚至单细胞机体永远是积极主动的。它们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恶化。即便在睡眠时,有机体也在积极维持睡眠的状态:睡眠的深度(否则是浅度)是有机体积极创造的状况,它维持睡眠(否则使有机体保持警觉)。每个有机体都永恒地一心想着解决问题的任务。这些问题产生于它自己对它的状况和环境的评价;产生于有机体试图去改善的状况。
一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常常误入歧途,因为它把事情弄得更糟。继之而来的便是进一步的对解决办法的尝试——进一步的试错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甚至在单细胞有机体的层次上)为世界带来了某种全新的事物,前所未有的事物:问题和解决的积极尝试;评价、价值[values];试错。
可以认为,在达尔文[Darwin]的自然选择的影响下,是最积极的解决问题者,是寻求者和发现者,是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形式的发现者,得到了最大的发展。
每个有机体也力争稳定它的内部生活状况,保持它的个性——生物学家称其结果为“体内平衡”[homoeostasis]的活动,然而这也是一种内在兴奋,一种内在活动:一种试图限制内在兴奋的活动,一种反馈机制,对错误的一种纠正。体内平衡必须是不完全的。它必须限制自己。假如它完全成功,那就意味着有机体的死亡,或者至少它的所有生命机能的暂停。活动、兴奋、寻求,对于生活,对于永不安宁、永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永久的寻求、希望、评价、发觉、发现、改善,对于学习,对于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永久的错误,对反面价值的创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达尔文主义教导说,有机体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它教导说,它们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的。但是在我看来,强调有机体在寻求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发现、发明、改造新的环境,这要重要得多。它们筑巢、建坝、造起小山和高山。但是它们最重要的创造可能是改变了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增加了它的氧气含量,这种改变又是对日光可食的发现的结果。对这种取之不尽的食品供应和无数捕捉光线的方式的发现创造了植物王国;对植物可食的发现创造了动物王国。
我们自己是被独特的人类语言的发明所创造的。如达尔文所说(《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第一部,第Ⅲ章),人类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对心灵本身产生影响”。我们语言的陈述可以描述一种事态,它们可能是客观上正确或错误的。于是对客观真理的寻求才可以开始,即获得人类的知识。对真理的寻求,尤其在自然科学中,无疑被认为是生命在它对更美好世界的漫长寻求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好、最伟大的事物。
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自然科学毁坏环境吗?回答是:没有!固然我们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但是,一切生物都犯错误。预见我们的行动的所有无意的后果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科学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它的方法是纠正错误。
我不想没有谈一谈在我生活的八十七年的岁月中对更美好的世界寻求的成功就结束这篇前言,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两次毫无意义的世界大战,出现了罪恶的独裁。尽管这一切,尽管我们遭到这样多的失败,我们却生活在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任何其他时期更好(因为它们更赞成改革)和更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进一步的改进是当务之急(然而增长国家权力的那些改进却常常导致我们所寻求的事物的反面)。
我想简短地提一下我们已改进的两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仍存在的可怕的大贫困现在已经绝迹。(遗憾的是,在诸如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情况并非如此。)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的人过于富有。但是,如果有充裕的资源——和善意--与贫困和其他
可避免的苦难斗争,那又为何使我们烦恼呢?
第二件是我们对刑法的改革。最初我们也许希望,如果减少惩罚,那么犯罪也会减少。当结果并非如此时,我们仍然决定,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和集体,宁愿忍受犯罪、腐败、谋杀、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造成的结果,也不采取试图凭借暴力根除这些事情的十分可疑的步骤,从而冒使无辜者成为受害者的风险。(遗憾的是,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批评家指责我们的社会腐败,尽管他们也许承认腐败有时受到了惩罚(水门事件)。也许他们未意识到另一种情况。我们喜欢这样的秩序,它甚至对可恶的罪犯也保证充分的法律保护,若存在疑问,他们就不受惩罚。我们喜欢这种秩序,而不喜欢另一种秩序,在那种秩序中,甚至无罪的人也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当他们的无罪已无可争议时也受到惩罚(萨哈罗夫[Sakharov])。然而,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我们也许还选择了其他一些价值。也许我们很无意识地应用了苏格拉底[Socrate]的极好的教导:“最好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艺术的力量》是BBC新千年以来最富代表性的鸿篇巨制,曾获国际艾美奖“最佳艺术节目”、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摄影纪实”等多项国际大奖。同名著作一经推出,便跻身艺术史经典之列。
八件无与伦比的大师之作,从卡拉瓦乔的《大卫和歌利亚》,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作者沙玛将我们从美术馆的舒适区里赶出来,以扣人心弦的讲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情境。历经种种不甘与不堪,孤注一掷的时刻——杰作自此诞生。“艺术有什么用?”八件杰作给出了各自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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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热忱、雄辩的论述,还有敏捷的思维……作为一位才子式的传播者,(沙玛)知道如何把事实和论述转化成强力而流畅的叙事。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极好的作品,带着攫人注意力的深刻洞见的回响……来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华美构思和呈现的著作。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几本书能与之媲美。
——《西部日报》(Western Daily Press)
《第七人》是不同类别的故事的混合,书中有诗歌、统计数据,也有“他”,即一位移民工人的叙事。作者想通过这本书展示一个史无前例的移民时代——欧洲的经济强国是何等地依赖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力。
对背井离乡、打拼生活的人而言,《第七人》就像是一本家庭相册,记录着自强与自豪,渴求与渴 望……它不是一部沉重的社会学或政治学著作,而是一本装满了人类学碎片的生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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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影像记录欧洲劳工移民,见证史无前例的变动时代。
移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之一。20世纪60年代,富裕的欧洲国家对劳动力需求倍增,吸引着贫困国家的大批劳工背井离乡,促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变动时代。约翰·伯格和让·摩尔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第七人》以影像和文字展示了经济勃兴背后的一段劳工漂泊史。
2、透过宛如家庭相册的影像,体会劳工艰辛、失落背后的个人英雄主义。
对于那些怀抱着养家糊口的希望而被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第七人》就像一本家庭相册,承载了他们生活中的故事和一系列鲜活的瞬间——离开家乡的勇气,漫长的路途,到达异国他乡时的震惊,不断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家乡,梦想一次次破灭后留下的泪水……每一个在大都市打拼的人,都能在他们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
3、约翰·伯格继《观看之道》《理解一张照片》后,多元另类的图像文本创作。
这是一本融合了社会学、经济学、新闻报道、哲学和诗歌的小书,是继《观看之道》《理解一张照片》后约翰·伯格又一次跨界写作的尝试。黑白纪实影像与诗歌、统计数据、文学叙事等巧妙融合,带领我们探讨视觉文化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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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崇并热爱约翰•伯格的作品。他为世间真正重要之事写作,而非随性所至。在当代英语作家中,我奉他为翘楚;自劳伦斯以来,再无人像伯格这般关注感觉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与思想者。论诗意,他或许稍逊劳伦斯;但他更机敏、更关注公共价值,风度气节亦胜一筹。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与思想者。 ——苏珊•桑塔格
他不倦的窥探并非仅仅指向摄影与绘画,而是“观看”的诡谲。在我们可能涉及的有关观看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如此引人入胜的文字,这些文字有效化解了古典绘画被专业史论设置的高贵藩篱,也使照片摆脱过多的影像理论,还原为亲切的视觉读物。阅读伯格,会随时触动读者内心极为相似的诧异与经验,并使我们的同情心提升为良知。——陈丹青
艺术经久不衰的神秘性与相关性;活生生的经验,包括自由的,还有被压迫的;通过对这些趣味的结合,伯格的写作超越了艺术批评这个体裁,变成了一种相当稀少的东西——文学。——《新共和》杂志
《科学发现的逻辑》主要讨论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划界和归纳问题。作者论证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科学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演绎检验法。书中提出的有关科学的性质和方法以及科学知识增长的独创性论点,对科学哲学、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史、自然科学、医学、设计理论、社会科学均有影响。一些著名科学家都认为他的方法符合科学研究的实际。
“我忽然明白:要和这难弄的家伙不分离,只剩一条路,就是,持续写他……我不想限制篇幅,不愿遗漏种种细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给我上最后一课。”——陈丹青
张岪,是木心为陈丹青起的笔名。
1982年,陈丹青、木心,先后赴美,在纽约地铁相遇,此后亦师亦友,近三十年。2011年木心去世,陈丹青开始书写木心,八年过去,乃有此集。书中以极尽写实的笔墨,慎重恳切的文字,送别木心,也为读者带回了木心。
罕有一个人的死亡,被如此细致地描摹;也罕有这样的文字,如此深情地凝视死亡。本书从终点出发,追忆木心一生文学与艺术的旅程。随着木心身后《文学回忆录》《木心谈木心》的出版,以及木心故居纪念馆、美术馆的先后落成,作者回顾木心在纽约开讲“世界文学史”的漫漫历程,追忆海外孤露的生活点滴、文学灵感绽放的时刻、出访英伦的旅程,更以画家的体贴与见识,缕析木心绘画的渊源与追求。再没有一个人,能这样亲切而体贴地为我们道说木心的世界。
约翰·伯格被誉为20世纪摄影领域最有原创性的评论家之一。他的文章,如同瓦尔特·本雅明的《摄影小史》、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和罗兰·巴特的《明室》一样,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爱好摄影的普通读者、摄影师和像他一样“写摄影”的人。
《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是伯格过去五十年“写摄影”的文章精华,由英国国宝级作家杰夫·戴尔悉心编选。本书以时间为序,不仅全面收录了伯格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名篇,如《摄影的使用》《外观》《故事》等,也将此前未见收录的、他为展览或图册撰写的评论纳入其中,其中涉及的人物极其广泛,从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尤金·史密斯,到至今仍在活跃的摄影师伊特卡·汉泽洛娃、阿拉姆·谢卜利。很大程度上,这24篇文章代表了约翰·伯格有关摄影之写作的最高水准。
《开放宇宙》是波普尔为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撰写的《后记》的第二卷,但它是独立成篇的,逐发展为一部单独的、完整的著作,其篇幅远远超过了最初的《科学发现逻辑》。配收编著W·W·巴特利教授在前言中写道:“它包含了对于我所了解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问题的最持久、最重要的论述”。
书中充分表现出波普尔作为哲学家的睿智与博学。本书语言明晰晓畅,结构严谨,论述缜密,具有很强的说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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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主要内容: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人、动物、植物,甚至单细胞机体永远是积极主动的。它们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恶化。即便在睡眠时,有机体也在积极维持睡眠的状态:睡眠的深度(否则是浅度)是有机体积极创造的状况,它维持睡眠(否则使有机体保持警觉)。每个有机体都永恒地一心想着解决问题的任务。这些问题产生于它自己对它的状况和环境的评价;产生于有机体试图去改善的状况。
一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常常误入歧途,因为它把事情弄得更糟。继之而来的便是进一步的对解决办法的尝试——进一步的试错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甚至在单细胞有机体的层次上)为世界带来了某种全新的事物,前所未有的事物:问题和解决的积极尝试;评价、价值[values];试错。
可以认为,在达尔文[Darwin]的自然选择的影响下,是最积极的解决问题者,是寻求者和发现者,是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形式的发现者,得到了最大的发展。
每个有机体也力争稳定它的内部生活状况,保持它的个性——生物学家称其结果为“体内平衡”[homoeostasis]的活动,然而这也是一种内在兴奋,一种内在活动:一种试图限制内在兴奋的活动,一种反馈机制,对错误的一种纠正。体内平衡必须是不完全的。它必须限制自己。假如它完全成功,那就意味着有机体的死亡,或者至少它的所有生命机能的暂停。活动、兴奋、寻求,对于生活,对于永不安宁、永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永久的寻求、希望、评价、发觉、发现、改善,对于学习,对于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永久的错误,对反面价值的创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达尔文主义教导说,有机体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它教导说,它们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的。但是在我看来,强调有机体在寻求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发现、发明、改造新的环境,这要重要得多。它们筑巢、建坝、造起小山和高山。但是它们最重要的创造可能是改变了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增加了它的氧气含量,这种改变又是对日光可食的发现的结果。对这种取之不尽的食品供应和无数捕捉光线的方式的发现创造了植物王国;对植物可食的发现创造了动物王国。
我们自己是被独特的人类语言的发明所创造的。如达尔文所说(《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第一部,第Ⅲ章),人类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对心灵本身产生影响”。我们语言的陈述可以描述一种事态,它们可能是客观上正确或错误的。于是对客观真理的寻求才可以开始,即获得人类的知识。对真理的寻求,尤其在自然科学中,无疑被认为是生命在它对更美好世界的漫长寻求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好、最伟大的事物。
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自然科学毁坏环境吗?回答是:没有!固然我们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但是,一切生物都犯错误。预见我们的行动的所有无意的后果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科学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它的方法是纠正错误。
我不想没有谈一谈在我生活的八十七年的岁月中对更美好的世界寻求的成功就结束这篇前言,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两次毫无意义的世界大战,出现了罪恶的独裁。尽管这一切,尽管我们遭到这样多的失败,我们却生活在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任何其他时期更好(因为它们更赞成改革)和更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进一步的改进是当务之急(然而增长国家权力的那些改进却常常导致我们所寻求的事物的反面)。
我想简短地提一下我们已改进的两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仍存在的可怕的大贫困现在已经绝迹。(遗憾的是,在诸如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情况并非如此。)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的人过于富有。但是,如果有充裕的资源——和善意--与贫困和其他
可避免的苦难斗争,那又为何使我们烦恼呢?
第二件是我们对刑法的改革。最初我们也许希望,如果减少惩罚,那么犯罪也会减少。当结果并非如此时,我们仍然决定,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和集体,宁愿忍受犯罪、腐败、谋杀、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造成的结果,也不采取试图凭借暴力根除这些事情的十分可疑的步骤,从而冒使无辜者成为受害者的风险。(遗憾的是,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批评家指责我们的社会腐败,尽管他们也许承认腐败有时受到了惩罚(水门事件)。也许他们未意识到另一种情况。我们喜欢这样的秩序,它甚至对可恶的罪犯也保证充分的法律保护,若存在疑问,他们就不受惩罚。我们喜欢这种秩序,而不喜欢另一种秩序,在那种秩序中,甚至无罪的人也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当他们的无罪已无可争议时也受到惩罚(萨哈罗夫[Sakharov])。然而,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我们也许还选择了其他一些价值。也许我们很无意识地应用了苏格拉底[Socrate]的极好的教导:“最好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