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已有七十餘年之際，儘管關於戰爭爆發之來龍去脈已有無以數計之研究成果乃至定見，但正如眾所周知，由於詮釋角度、政治立場與受到主流價值影響所致，某種偏見（或單單只是不同意見）在歷史學家之間可謂相當普遍，這既使歷史永遠都有重新書寫的空間，更有不斷反覆整理之必要。

面對人類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連續爆發彼此瘋狂殺戮之世界大戰，我們究竟該如何加以詮釋並重新理解其因由？除了根據勝利者的正義以界定善惡兩方，還有沒有其他客觀之切入角度？

在「西方（歐洲）中心」與「美國霸權秩序」之引導下，戰爭之起因與發展雖然慣常聚焦於歐洲歷史本身，本書《瘋狂的年代》作者蔡東杰教授仍嘗試憑藉站在「西方之外」的客觀優勢，以及近年來包括全球史在內新研究成果之鼓勵，從「長戰爭」（the Long War）角度重新揭示此段歷史，希望在既有論述窠臼之外，發掘出更具啟發性之結論。

更有甚者，在金融海嘯、地緣政治危機與中國崛起帶來之結構性衝擊下，就如同兩次大戰部分正是英國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霸權衰落之後果，隨著美國領導地位與世界秩序內涵備受質疑，透過重新理解這段歷史，是否將有助於我們更能鑑往知來，掌握下一步世局之微妙脈動？

蔡東杰教授依照歐洲歷史的發展耙梳了兩條脈絡，一條是長期的戰爭如何型塑國家，一條是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影響。這兩條脈絡相互作用，其結果就是二十世紀兩次慘不堪言的世界大戰，以及在其中所展現出的人類極限瘋狂。

本書的分析框架把我們帶入一個新的視角，超脫了傳統的國際關係與民主道德論述，揭露了主權國家與現代政經體制的戰爭傾向，而提出了對當今世局的警示。如果無政府的國際體系與現代政經制度會帶來戰爭的狂熱，而這兩個因素現今持續存在，則「現代戰爭狂熱綜合症候群」就在我們的身邊累積能量。如果霸權國無法維持其優勢或以其權力成功地操作離岸平衡，則戰爭將一觸即發。此種情況搭配上軍事科技的飛躍發展，其毀滅力將無可想像。

蔡東杰教授在析論晚近的發展時，更引入了有關經濟因素對於國際關係和國際體系產生的影響。首先，資本主義的出現對國際政治體系帶來的衝擊。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是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特別是「霸權的轉移」。此外，全書點出了在資本主義體系下，三大全球經濟危機（一八七三年的長蕭條、一九三○年的大蕭條、二○○八年的金融海嘯）對國際體系的負面效應與衝擊。

武則天開創男尊女卑社會之唯一例外

女性不僅參政，且可任一國之尊，她還帶來一群不甘雌服的女性。

她把「牝雞司晨」轉喻成祥瑞政治學

但女性此後為何再也無法稱帝？

這是一門三代女性自強不息，可惜文化突圍失敗的故事

武則天以女性崛起於男性專擅且壟斷的政治領域，要面對家戶長制和父權社會所施加的壓力，她先後歷經幾個階段，首先以皇后之位，在皇帝同意下坐朝並批公文；中經以皇太后之尊，在脅制皇帝之下臨朝聽政，大權一把抓；最後才正式建國稱帝，以周為國號，攀上女性過往不曾達到的極盛巔峰。

她的一生，開創了男尊女卑社會的唯一例外，不僅女性可以參政，抑且可身任一國之尊！但她的掌權和政權的合法性，時時刻刻面臨嚴酷的考驗和危機，她一生努力想改變男尊女卑的文化慣習，清除那些阻檔女性立志投身政治的任何可能。她還帶來一群不甘雌服的女性，這之中，想學她一樣當上一國之尊的，大有人在，她們集中在武則天的家屬，計有女兒（太平公主）、媳婦（韋后和上官昭容）、孫女（安樂公主、常寧公主、金仙公主，以及玉真公主）、孫媳（玄宗的王皇后）。她影響了其後兩個世代的歷史走向，讓她們懷抱著成為女皇的夢想，只是她的女性後代沒能成功繼承其遺志，女皇夢的路徑被封堵斷絕，最終皆以失敗收場。

這一頁歷史，約莫從六五五年武則天成為皇后開始，直到七三七年她的孫媳王皇后想當武則天第二的圖謀被唐玄宗撲滅為止，共計八十二年。這是一門三代女性自強不息、文化突圍失敗的故事。

明為自由主義，實乃威權主義同路人，

雙重標準卻掩人耳目，瞞盡所有世人。

余家班的雙標人生：

•高唱自由主義，惡搞言論和新聞自由。

•抓抄打假標準不一

•近親繁殖的學術世襲制

學界巨擘余英時於一九五四年，以二十四歲英年站在香港發聲，挑戰中國學術大師郭沫若，指控郭抄襲乃師錢穆著作，一夕之間聲名大噪。之後赴美留學成了美國漢學家。於一九七四年獲台北頒以院士榮銜，從此穿梭於太平洋東西兩岸，打著反共旗號，博取更大聲名。不久，他把中國傳統獨裁與反智論掛勾，獲《聯合報．副刊》刊載，台北層峰派人探尋，獨裁與反智究竟何所影射？答曰：北京政府。引得台北當局龍心大悅，下令兩大報予以重點栽培，遂捧成台灣家喻戶曉的文化明星，直到蔣經國一九八九年去世為止。

從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九年約莫十三年時間，是余英時一生最巔峰時期，在政治／文化上皆備極榮寵且名利雙收。他批評北京政府，但所評內容，台北當局一樣不缺，但他雙標，故意視而不見。還收了蔣經國硬塞給他的一位職業學生康樂，身為康樂師尊的余英時，美麗島事件發生時，却扮演簽名抗議的正派人士。余大師批郭沫若抄襲，他的座下門生卻出現抄襲者，或利用權勢庇護抄襲者，還鼓動抄襲者興訟，大師依舊護短縱容。

更有甚者，余門子弟產出貧弱，卻以分贓方式，近親繁殖，演變成學術世襲制，寡佔資源、職位和獎項，養成年青學子抱權勢者大腿的壞風氣。如此荒腔走板，處處雙重標準，全然不見是非與公正，史界如何培育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