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简清通，对八股文的源流、体式、功能和历史功过做了既透彻深入又亲切可感的疏解；并举名家如汤显祖、徐渭、尤侗、袁枚、王士贞、高鹗等人的八股文片段为例，辨析八股的文体结构、规范化的写作程式和难得一见的情性风格。作者还将八股文的体式溯源到《论语》和《孟子》，认为八股的结构和腔调继承了两千年书面汉语文章的发展，是将春秋以来汉文文体的诸形式集中凝固下来而僵化的结果，其中尤与《四书》不可分，并从“对策”的性质论证了从《四书》到八股的“一以贯之”。

为书籍的快乐时光。——范用

全书以“爱书人”“出版人”“三联人”为主要线索，勾勒出范用为书籍快乐而神奇的一生：前三部分是关于范用从小爱书、读书、编书，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后的过往；第四、五部分是范用与书友、师友的交往；第六部分是范用自己的“书时光”——多是他为所著、所编、所爱图书写的序言。

本书记录了曾彦修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这部篇幅短小、意义却很大的书稿中，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本书荣获2014年深圳读书月“年度致敬作者”、百道网“年度好书”、《北京晨报》“年度致敬图书”；2017年度“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孙悟空这一形象为当代史浸染，亦在当代史中拖曳出多重刻痕。如同一个密码、一句暗语、一处机关、一道或童稚或苍凉的氤氲，可以瞬间触发、开启几代人的记忆深处。白惠元这本专著便似乎是在转动密室，展露并探究这个千变万化、千奇百怪的形象内里的文化记忆与社会机制。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在形象学与幽灵学之间，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在人与后人之间，展开一次摇曳生姿的文学之旅，亦是追问与苦思的历程。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研究孙悟空在现代中国视阈内的形象嬗变，进而探讨他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表征民族主体想象，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学术选题。白惠元这本专著对于探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认同和主体构造， 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而在方法上则是实践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批判性的成功范例。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中国故事”到“中国IP”，从“民族英雄”到“超级英雄”，从“革命斗士”到“另类少年”，孙悟空这一古典文学形象凝聚着中国人最广泛的文化认同与最复杂的心理症候。白惠元这本专著是迄今为止对这一命题考察最全面系统、分析最独到深刻的研究成果。作者直面问题的勇气、撕裂问题的执着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值得赞叹。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正如七十二变法术一样，孙悟空形象的文化传播同样充满了变异性，而这种变异性又可以历史化为现代中国的诸多激变时刻。晚清时期，作为一个“闯入者”， 孙悟空成为现代认识论的寓言；20世纪40 年代，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沦陷危机之下，孙悟空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三重维度上表达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激情；到了 80 年代，孙悟空在电视剧中被塑造为“孙行者”，“行者”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方式，夹杂着对西方现代性的热情与困惑；90 年代以降，重商主义的社会氛围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贬值”，于是孙悟空也遭遇了英雄主义的降落，同时孙悟空也成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用叛逆/皈依这两副面孔诠释了抵抗/收编的青年亚文化机制；新世纪的时代主题是全球化，于是孙悟空成为了跨文化语境里的中国符号。

孙悟空的“英雄变格”正是今日中国“文化中空”的诠释，这一根植于中国民间智慧的阐释，跳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二元对立结构，富有启示性。

《经历》是韬奋“二十年来的生活过程中”“一些关于就学就业的经历片段”，在书中，韬奋从童年讲起，讲自己求学、就职、谋生、图强的过程，讲对老师和朋友的回忆，讲成长的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一个勤勉刻苦、踏实务实、认真负责的韬奋，一个为人磊落、情感深厚的韬奋于字里行间跃然纸上。文章细致周到地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怎样读书、如何写作、怎样才能学好英语等，“其中或者不无一些可供青年朋友们的参考”。

韬奋一向主张“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这种“明显畅快”以及不发空洞之议论，不做烦琐之叙述的文风，在本书中亦可略见一二。

历史与人的命题，讨论的是历史学如何建立动态的眼光，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变化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为什么历史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呢？那是因为，历史是由无数人和人所结成的群体所推动的。而人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钱穆先生说过，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他说的就是历史与 人的关系。离开了人，离开了人事的变动，不仅制度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条文，历史也会被杀死。

但是，无论是历史学里的人，还是政治学里的人，都不是直观意义上的生命个体，人被转化成为分析的特定视角和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里的“人”更多的是作为机能的分析要素，而文学里的“人”更多的是生命体验本身。

——孙 歌

本书由著名学者孙歌在系列讲演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集合了作者近几年在思想史研究中新的工作进展与突破。全书包含三个内在互相关联的章节，第一章从认识论角度重新讨论了“普遍性问题”，认为新的普遍性所对应的知识实践方式，不是将讨论抽象化，而是通过深化对于具体性、特殊性讨论，进一步开放差异性，在具体的层次建立连结。第二章处理了日本战后知识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书写的《昭和史》一书展开的论战，触及了历史书写如何处理人的问题。第三章讨论了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路，抓住沟口对于“自然”“心”“公私”的讨论，指出沟口对于中国历史动力与众不同的把握能力。

全书保留了演讲时的即兴和口语化表述，并有意通过大量的事例，将较为抽象的问题拉到日常生活以及较为具体的学理层面展开，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三个章节看似内容迥异，其实内里相通。所有的讨论都旨在在认识论的层面打破二元对立和静态的思考习惯，建立可转化的、动态的思维模式。这一点不仅仅彰显于作者重点对认识论的推进过程，也同样体现在具体案例的分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