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增订版序
回顾平生,在学术研究上我老老实实地走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路。一九六七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二○○八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传世,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幺久。上苍对我格外仁慈,给我有得天独厚之感。
也回顾平生,自己认为足以传世的英语文章约九篇之谱。一般朋友举《佃农》为首,科斯选《蜜蜂的神话》,阿尔钦选《座位票价》,而巴泽尔则肯定《价格管制理论》是无与伦比的。我自己呢?选《中国的经济制度》!两年前写好初稿时我那样想,两年后的今天我还是那样想。似浅实深,这里独立成书的《制度》一文牵涉到的话题广泛,细节多,史实长达三十年,合约理论的分析达到了一个前不见古人的层面,而其中好几处要靠机缘巧合,或时来运到,才找到答案。没有任何「缺环」,完整若天衣无缝也。读者要记住,《制度》一文其实写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之前的经济奇迹。
学术过于专注有机会发神经,而我的集中力惊人,往往一发难收。我因而喜欢这里那里分心一下,于是搞摄影、练书法、写散文、好收藏,尝试过的投资或生意无数。这些行为惹来非议,而我喜欢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使一些无聊之辈认为我早就放弃了学术,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张云云。这些人不知道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观察算不上是科学。至于那些认为我转向研究中国是浪费了天赋的众君子,属坐井观天,既不知天高,也不知地厚。是的,我这一辈在西方拜师学艺的人知道,在国际学术上中国毫不重要,没有半席之位可言。也怪不得,在学问上炎黄子孙没有一家之言,恐怕不止二百年了。今天老人家西望,竟然发觉那里的经济大师不怎么样。不懂中国,对经济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大缺环,算不上真的懂经济。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英、中二语的书,在香港出版过三次。这次攻进神州,应该有点前途。为此我补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在正文之前我加进两篇有关的文章,介绍正文的重要性。其二是在正文中我作了些补充。此文早就修改过无数次。科斯要把该文与其它文章一起结集在美国出版,问我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反复重读,找不到有什么地方要改,但有几处不妨多说几句,尤其是在第八节之后加了四段我认为是重要的。就让国内的同学先读这些补充吧。
是为序。
张五常
二○○九年八月一日
《货币战略论: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验》收录了张教授跟进中国货币发展二十五年的八十五篇文章,组合有序,分析独到,洞烛先机。虽然受到好友弗里德曼的影响,作者针对解释的是中国在改革演变中的货币现象,纯用价格理论处理,打开了货币分析的新通道。
所有分析皆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作者的思想发展因而有迹可循。论点不免重复是代价,但也是真理追求的过程示范。
张五常教授旅居美国,上世纪80年代回中国香港执教,并将自己身处中美不同的教育环境下的求学经历和教育理念差异著书论述。本书从教育理论、求学方法、个人求学经历、教育制度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方法多角度地阐述了中西方教育制度和思维方法的差异,进行了深刻地对比和分析,如言辞犀利地抨击港大“校外主考”制、公立大学存在的弊端等。
张教授的观点别开生面,他认为教育就应该从学习兴趣入手,从而渐入佳境,就如同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啃书一样,不依附于传统的教育思想和规则,培养个人的创造性,这才是教育发展的未来前景。
《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个名目取自杜工部的一首七律。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有所感慨时总要“登临”一下。北宋王荆公写《桂枝香》,起笔是“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清人孙髯翁为大观楼写联,其中有“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之句。是悲是喜,登临远眺,—舒胸怀,让脑子清醒一下,是好文化,反映着炎黄子孙的确有点能耐。
2008年,中国因为新《劳动合同法》杀伤力强,宏观调控搞得一团糟,经济本来很不妥。作者在雷曼兄弟事发前三天就为文大声疾呼,跟着的地球金融风暴史无先例,是以多难登临,手挥目送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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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增订版序
回顾平生,在学术研究上我老老实实地走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苦的路。一九六七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二○○八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传世,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幺久。上苍对我格外仁慈,给我有得天独厚之感。
也回顾平生,自己认为足以传世的英语文章约九篇之谱。一般朋友举《佃农》为首,科斯选《蜜蜂的神话》,阿尔钦选《座位票价》,而巴泽尔则肯定《价格管制理论》是无与伦比的。我自己呢?选《中国的经济制度》!两年前写好初稿时我那样想,两年后的今天我还是那样想。似浅实深,这里独立成书的《制度》一文牵涉到的话题广泛,细节多,史实长达三十年,合约理论的分析达到了一个前不见古人的层面,而其中好几处要靠机缘巧合,或时来运到,才找到答案。没有任何「缺环」,完整若天衣无缝也。读者要记住,《制度》一文其实写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之前的经济奇迹。
学术过于专注有机会发神经,而我的集中力惊人,往往一发难收。我因而喜欢这里那里分心一下,于是搞摄影、练书法、写散文、好收藏,尝试过的投资或生意无数。这些行为惹来非议,而我喜欢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使一些无聊之辈认为我早就放弃了学术,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张云云。这些人不知道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观察算不上是科学。至于那些认为我转向研究中国是浪费了天赋的众君子,属坐井观天,既不知天高,也不知地厚。是的,我这一辈在西方拜师学艺的人知道,在国际学术上中国毫不重要,没有半席之位可言。也怪不得,在学问上炎黄子孙没有一家之言,恐怕不止二百年了。今天老人家西望,竟然发觉那里的经济大师不怎么样。不懂中国,对经济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大缺环,算不上真的懂经济。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英、中二语的书,在香港出版过三次。这次攻进神州,应该有点前途。为此我补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在正文之前我加进两篇有关的文章,介绍正文的重要性。其二是在正文中我作了些补充。此文早就修改过无数次。科斯要把该文与其它文章一起结集在美国出版,问我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反复重读,找不到有什么地方要改,但有几处不妨多说几句,尤其是在第八节之后加了四段我认为是重要的。就让国内的同学先读这些补充吧。
是为序。
张五常
二○○九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