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成立于汉，并最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作为研究对象。书中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本书从中国王朝时期户籍赋役制度在地方社会实施过程入手，尝试探索一种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的解释路径。作者认为，户籍制度是中国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明清时期的里甲制由以人丁事产构成的家庭为核心衍变为以田地赋税为核心的户籍系统，建立在一条鞭法下财政白银化和赋税定额化基础上的这一深刻转变，同地方基层社会发生的变迁过程互动，从而确立起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体制。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

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

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 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藩镇的实证性考 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安史之乱”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分析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动态理论模型。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本书客观地记录了一些可观察的地方礼仪传统的表达（也可称之为“有意义的礼仪标签”），这些标签包括同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建筑的特征等，并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本书是以微观视角研究成都茶馆的一部历史学专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公共空间，如同一个“微观世界”，由此出发，我们得以重新触摸和审视一个城市的历史与记忆。茶馆是成都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地人习惯在那里打麻将、约会、看戏、读书、算命、掏耳朵，以及自由地争论大大小小的问题。在 20世纪下半叶，茶馆这个微观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迁，本书对这一过程进行了细密考察。作者以丰富的档案资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和细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细节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极佳地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社会史、城市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也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一次成功实践。

本书利用国内外收藏的明清土地契约，对明清时代的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地权分化的历史运动，贵族地主经济、庶民地主经济和山区经济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在法学、比较史学的观照下，以民间文书证史，揭示出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的丰富内涵。围绕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土地契约关系的特点，进行区域性的专题考察。两方面互为补充，彼此参照连贯，深入阐述了明清时代乃至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趋势，为研究中国契约学、 明清社会经济史拓展了新途径。

本书从清代档案中搜集了数万个18世纪的广东米价数据，并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了当时广东米粮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米价的不规则变动和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从而描述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中心，联结广东、广西两省和湘、赣、闽三省部分地区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具体运作情形，讨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附录收入作者后续研究的数篇力作，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学术风貌。

本書從政治體視角出發，嘗試為理解古代華夏提供一條新路徑。無論是商末西土聯盟還是春秋戰國的諸夏，以及與秦漢帝國政治體系綁定的華夏，都是一種由政治關係維繫的人群集團。華夏帝國通過開疆拓土將一些非華夏族群納入統治，也利用文化霸權創造了華夷符號秩序以及關於周邊異族的經史知識體系。魏晉以下帝國分裂，北方五胡政權顛覆了華夷秩序，南方山地諸族在局部地區也獲得了優勢，但隨著兩者的政治體演進，殊途同歸地走上了華夏化的道路。

陈寅恪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传奇。本书主要研究陈寅恪学术研究的世界学术背景，特别关注陈寅恪时代国际东方学与西学对其学术之养成、发展、变化的影响。作者运用不同语言的文献材料等多重证据来进行辨析，结合前人未加注意的一些西文文献，考察了陈寅恪在哈佛、德国的留学历程及其所处的欧美学术界，以及他和欧美学者兰曼、白璧德、吕德斯以及其他同辈学者交往的经历，提示了陈寅恪东方学与史学发展的国际学术背景，重点分析了陈寅恪在思想和学术上受到的欧美人文主义、东方主义、文献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

著名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兴涛先生作品

十六年磨一剑厚积薄发之力作

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结合的上乘之作

全面呈现“中华民族”这一重要观念的历史之旅

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命运

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并努 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书中强调，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与互动；对于认知主体而言，则始终包含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见证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调适。它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认同，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