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描绘历史被遗忘的一面”，这是20世纪最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在小说创作上的一大特色。本书中，作者仍沿用了他这一惯用的写作技巧。

二战时期冯提作为战地记者去前线采访，认识了法国姑娘玛尔塔，在姑娘的影响下参加了抵抗运动的电台工作。战后冯提在苏占区任小学教师，协助政府做思想教育工作，多次受到表彰，但后来因鼓吹自由的越轨行为，尤其在其三个儿子“叛逃西方”后，在党内受到清洗，并被辞退。两德统一后他又受到重用，被托管局聘为顾问；此时他不由发出了一声“我们的共和国完了”的叹息，表达了他对工农政权的恋恋不舍之情。在国会大厦前庆祝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的欢呼声中，人们又听到了冯提“满月好，可是残月更好”的不和谐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流逝，冯提对重新统一的德国的失望也与日俱增。来自西部的财阀们打着“清理”的旗号，大肆巧取豪夺，还让冯提任职的托管局将成千上万的东部公民推上街头，迫使他们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在人们心中“清理”成了“谋杀”的代名词。此时冯提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去寻找一种新的名词来替代臭名昭著的“清理”一词。冯提这才有所醒悟：人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原来就是这样的！之后，他同法国的外孙女一起悄然逃出柏林，驾车向一个辽阔的原野疾驶而去。

《母鼠》1986年一面世，评论界对它就褒贬不一，赞之者称它开创了一种“未来型的叙述方式”，集作者所有作品之大成，贬之者认为它不啻为一场“灾难”。格拉斯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在斯德哥尔摩颁奖仪式上提及《母鼠》时说：“是它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以“我”想要一只老鼠作圣诞礼物并如愿以偿开始，这老鼠能说会道，不断与“我”唇枪舌剑，使“我”先是在家里，后孤悬太空与地球断绝联系，在梦境中目睹了世界发生的悲剧，体验了人类自我毁灭的过程。情节之二的主角是奥斯卡，这个《铁皮鼓》的主人公摇身一变成了传媒大亨，踏上归途，

回到阔别多年的但泽，他对媒体的潜能极感兴趣，懂得如何用图像展现未来，以或实或幻、真伪难辨的画面来控制公众。另两条情节是以两部影片的形式展开的，其中《格林兄弟的森林》反映童话人物在濒死森林的背景下的逃亡和反抗；另一部《造假的50年代》叙述的是以修复艺术品为业的马尔斯卡特的故事，影射当年两个德国的领导人阿登纳、乌布利希50年代的造假史。第五条情节则叙述五个女人登上考察船出海考察水母密度，研究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历经艰险，但最后也未能逃脱灭顶之灾。

十七世纪上半叶，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和各诸侯之间的矛盾深重，冲突连绵不断，在经历了30年战争后，一批文人志士相聚在小城特尔格特，他们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在探讨诗歌、戏剧等严肃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还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和祖国的命运；他们借助诗文，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可在高谈阔论的同时，又插科打浑，粗话连篇，荤话迭出，还“不拘小节”同女仆和女店主苟合；最后他们甚至还共同草拟了一份“和平呼吁书”，但一场意外的大火将聚会场所和“呼吁书”化为灰烬，文人志士们所有的美好愿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小说中描述的那些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等，德国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的背后分别隐藏德国当今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西蒙·达赫和格仁豪森分别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负责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和作者格拉斯本人的化身。作者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生动地描写了“四七”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活动，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

本书是作者最成功的小说之一，1979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德国的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