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本书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去了解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1891－1929年间的胡适。

这是民国外交史权威学者唐启华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奉献给读者的一本力作。作者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本书的思考即就此而展开。

本书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民国政治，其突出特点在于“去熟悉化”，即对民国史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譬如关于民国县长和保长的政治、生活情境、关于国民党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活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等等，都有新的诠释，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