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方玉润晚年的著作。同治时年（一八六五）日记中曾有鸿蒙室拟着丛书的目录，其中有《诗经通致评解》之目，然而未见此书。向逹先生说：《诗经通致评解》后来成书与否，不可考。」掳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七月初五日日记载：「《诗》无定解，臆测者多，故较他经尤为难释。遇拟广集众说，折衷一是，留为家塾课本。名之日《原始》，盖欲探求古人作诗本旨而原其始意也。其例先诗首二字为题，总括全诗大旨为立一序，题下如古乐府体式而不用为《序》，使读者一鉴而得作诗之意。次录本诗，亦仿古乐府一解、二解之例，而不用兴也、比也恶套。庶全诗聊属一气而章法、段法又自分疏明白也。诗后乃总谕作诗大旨，大约谕断于《小序》、《集传》之间，其余诸家亦顺及之。未乃集释名物，标明意韵。本诗之上有眉有评，旁有批，诗之佳处亦点亦圈，以清眉目。然后全诗可无遁义，足以沁人心脾矣。」这裹除未提及姚际恒的《诗经通谕》外，后来《诗经原始》一书之安排论述大抵依此①。《星烈日记汇要》卷三还有论《诗》者九倏，除一条为同治十年外，其余都是本年所记，其内容均收于后来《原始》一书之中。《诗经原始自序》署于「同治辛未年小阴月朔日」即，一八七一年。可见方玉润从计划至写成本书，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本书之刻始于一八七一年仲冬，完成于一八七三年孟夏。这就是《鸿蒙室丛书》三十六种之三年《诗经原始》陇不分署刊本，封面题答为方氏亲笔，并由其门人担任全书校对。一九一四年云南图书馆将本书收入《云南丛书》，列为「经部第七」。后上海泰东书局又掳云南本石印，流传始广。
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变迁，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本书中，樊先生在诸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及复社问题等上，澄清了人们的诸多误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樊树志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还原了瞿汝夔在西学东渐过程的关键性作用，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成功仅归功“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樊树志先生的语言通畅浅近，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真正做到雅俗共读，在推进了晚明历史研究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发展的简明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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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方玉润晚年的著作。同治时年（一八六五）日记中曾有鸿蒙室拟着丛书的目录，其中有《诗经通致评解》之目，然而未见此书。向逹先生说：《诗经通致评解》后来成书与否，不可考。」掳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七月初五日日记载：「《诗》无定解，臆测者多，故较他经尤为难释。遇拟广集众说，折衷一是，留为家塾课本。名之日《原始》，盖欲探求古人作诗本旨而原其始意也。其例先诗首二字为题，总括全诗大旨为立一序，题下如古乐府体式而不用为《序》，使读者一鉴而得作诗之意。次录本诗，亦仿古乐府一解、二解之例，而不用兴也、比也恶套。庶全诗聊属一气而章法、段法又自分疏明白也。诗后乃总谕作诗大旨，大约谕断于《小序》、《集传》之间，其余诸家亦顺及之。未乃集释名物，标明意韵。本诗之上有眉有评，旁有批，诗之佳处亦点亦圈，以清眉目。然后全诗可无遁义，足以沁人心脾矣。」这裹除未提及姚际恒的《诗经通谕》外，后来《诗经原始》一书之安排论述大抵依此①。《星烈日记汇要》卷三还有论《诗》者九倏，除一条为同治十年外，其余都是本年所记，其内容均收于后来《原始》一书之中。《诗经原始自序》署于「同治辛未年小阴月朔日」即，一八七一年。可见方玉润从计划至写成本书，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本书之刻始于一八七一年仲冬，完成于一八七三年孟夏。这就是《鸿蒙室丛书》三十六种之三年《诗经原始》陇不分署刊本，封面题答为方氏亲笔，并由其门人担任全书校对。一九一四年云南图书馆将本书收入《云南丛书》，列为「经部第七」。后上海泰东书局又掳云南本石印，流传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