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一场改变中国命运、影响极为深远的战争。在战场上,中国不乏甘愿为国抛洒热血的将士,无奈的是,这并不能弥补晚清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衰落带来的劣势,更无法挽回因国力落后和应战策略失误而早已预定的失败战果。清廷为什么会战败?谁是责任人?教训是什么?这些历史之问时至今日依旧振聋发聩。
本书以甲午战争的时间顺序为总脉络,援引大量原始档案,以及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回忆录等资料,详述甲午战争的三个阶段——朝鲜半岛及黄海北部的平壤战役与黄海海战、在辽东半岛进行的鸭绿江江防之战与金旅之战、北洋舰队的最后一役威海卫之战,将其中涉及的清廷重要指挥将领、作战详情、清廷内部各派有关战略及战术的争论等关键问题清晰呈现。书中对诸多历史细节,尤其是海战全过程和前后方的指挥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也公开剖析了战争中的反间谍行动等特殊事件和盛军统领卫汝贵、盛星怀等特殊人物。书中自更客观的角度分析甲午战争战败的深层原因,揭露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必然失败的残酷现实。
本书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历史画卷。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大事。一百多年来,众多学者对这段历史反复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受主客观种种因素影响,迄今哪些被认为早已有了答案的重大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袁世凯出山后应对变局的策略是什么?袁世凯的政治诉求是什么?袁世凯对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属实吗?清帝退位诏书是怎样形成又怎样颁布的?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说法能成立吗?辛亥鼎革时期袁世凯的表现与其后来走帝制有何关系?本书在穷搜相关原始资料基础上,首先从袁世凯、清廷、共和派、列强等多视角出发,逐日研究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125天的历史,以厘清各种大小人物、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后形成整体论述框架,重新解读该段历史。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而且提出一系列新的看法,或可纠正百余年来国人对该段历史似是而非的认识。
1792年,82岁的乾隆帝在清军击败入侵的廓尔克后志得意满,撰文彰显自己的“十全武功”。18世纪中后期,他治下的中国疆域辽阔、社会繁荣,但内忧外患早已显露。与此同时,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海上霸主,极大地促进了工业革命,产生了对原料、市场和财富的巨大需求。1783年,失去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后,英国先是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更把目光投向了马六甲海峡以东。
1793年夏,英国政府派往清朝的大使乔治•马戛尔尼远渡重洋,率使团抵达承德觐见乾隆帝。这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英使不肯下跪而乾隆大怒、清朝以天朝自居而无视其他文化导致了冲突、乃至中国近代的持续落后,成为讲述这一时刻的主要旋律。
本书不仅描述了使团筹备、人员物色、海上航行、清朝官员一路的接待、正式与非正式会谈、翻译造成的误解、使团见闻等诸多细节,更将镜头转向觐见现场的译员李自标和小斯当东,让他们的人生沉浮与使团出使交织在了一起,展现了国与国交往的机制。作者认为,马戛尔尼使华,是中英密切接触的结果,而非开始。清朝当时有不少人对欧洲知之甚多,但英国的威胁让拥有这些知识变得危险,故无人愿意显露。对他国越是了解,在本国就容易受到猜疑,理性的声音就会受到压制,翻译首当其冲。
当鸦片战争最终爆发,帝国主义以及一种全力与之相拮抗的民族主义,就占据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主流,世界权力格局也随之改变,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重要。
🚆 以铁路为方法、为契机、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 🚆
📕 编辑推荐
⭕“大沨”书系005
⭕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作序推荐
⭕以铁路为方法、为契机、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
本书不是讲述中国人的世界出现了铁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一个连贯的故事;铁路成为现代中国人与世界的 中介,冲击了我们的视觉感受,改变了我们体验时空的方式,更新了我们的语言认知,重塑了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它不仅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实际作用,也在历史文化领域渗透着强力影响。
⭕融合历史分析、哲学思辨、文学文本的跨学科研究佳作
如果理论不能用来思考问题而只能生产喧嚣,那么我们还不如到具体的文本中,寻找承载历史隐喻、文学意义的铁路。作者将历史的宏大视野与哲学的深度思辨结合起来,在具体文本资料和情境中,探讨铁路在晚清民国如何与现代的想象、经验勾连在一起,呈现出铁路之于现代性的派生过程。
📕 推荐语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是西方(特别是英美)学院中较为新颖的学科,或可称为“跨学科”,因为它横跨文学、视觉研究( Visual Studies)、性别研究、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然而就我看来,文化研究存在两大弊病,一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因为只关心、追逐当前的热门问题和流行学说),二是达不到哲学思辨应有的深度。李思逸现在终于弥补了这个缺陷,而且犹有过之——写出了一本独特的跨学科著作。
——李欧梵(哈佛大学荣退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依据晚清至民国的时间顺序,围绕铁路与火车所引起的时空体验和文化想象的主题,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和文本分析来解读现代性之于铁路的派生方式:时空概念的演变、意识形态的争论、(乘坐在开行的)火车中的身体感受,以及文学文本再现的人物主观经验等。
作者以铁路为方法、为契机、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分析1840年至1937年铁路进入中国之后引发的冲击与适应,探讨铁路在晚清民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是如何与现代的想象与经验勾连在一起的。
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一册,图文并茂,解说生动,主题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战前与战后的局势分析和后续影响,表现以英国为代表的近代西方世界与清王朝这个古老帝国的第一次剧烈碰撞,以此揭开百年近代史的开端,展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矛盾和潜在发展方向。
两次鸦片战争,先后相隔差不多20年,但写在战争上面的主题,却是一个:逼中国开门,开大门。而且拖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
就情势而论,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只要中国的天下没有本事扩张,吃掉西方的世界,那么就早晚会被西方的世界撞毁。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没有幸免的可能。一个拥有了现代工商业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蹈海而来的西方人,自诩是文明人。对中国的征服,在某种程度跟他们征服印第安人,非洲人一样,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
然而,两次战争的借口,都那样的苍白而且龌龊。第一次,是为鸦片贸易背书,第二次,则基本上是没事找茬。尽管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顺从西方世界的通商要求,自行打开大门。但是,以天朝上国自命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视野里,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教训。其实,如果没有中国的失败,面对美国佩里舰队的日本幕府,也不大可能如此痛快地屈服。
“文明人”发动的战争,里面没有文明,也没有道德。讲究以德服人的中国人,被西方用弱肉强食的大棒,不由分说地教训了。在中国人完全不明白西方世界的道理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被反衬得格外的愚昧。这个愚昧,是沉湎于自己天下里的愚昧。越是愚昧,就被欺负得越惨。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局,尽管被打得丢盔卸甲,没有还手之力,窝囊死了两任皇帝,换了一个女主,但是,比照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中国能有这样的开局,已经不错了。在此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曾、左、李之辈,在王朝的开门过程中,已经露面,但还没参与开门的过程。他们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今后的中国,今后的他们,将跟撞开门进来的洋人,有着越来越深的关系。他们后来的事业,不是所谓的中兴,而是洋务。
门开了,此后的中国,就成了世界的一员。无论有多少人想把中国拉回去,重建过去的天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本书详细描述了中国被迫打开大门的前因后果和近代中国落后的根由。
清代郯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东小县,默默无闻,但多灾多难。妇人王氏,一个疑案记录中昙花一现的受害人,在飘雪纷纷的夜晚,惨死于丈夫之手。
利用县官回忆录、地方县志与《聊斋志异》,史景迁还原了17世纪末这个边缘县城的生存样貌:普通百姓挣扎于战乱、贫困和地方暴力中,没有官场人脉帮忙应对,也没有强大的宗族可以倚赖;无名女性没有法术和金钱做靠山,婚姻可能是毫无欢乐的陷阱,舆论与道德的纠缠随时将她们置于死地。
穿梭于聊斋的幻梦与郯城的苦难之间,他们在崩解的现实中,苦求肉身与道德的基本生存,在亦真亦幻的志怪故事中渴望正义的降临。这是一个有关幻想、肉欲与不安的故事,是对当时的郯城恰如其分的注解。在人鬼莫辨的世界,人们详实而真切地体味命运的尖厉。
《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套装共2册)》主要内容简介:2010年8月9日至11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德国及中国两岸三地的近60名专家学者,就如何超越传统的政治史研究、重构清代政治史的认识体系进行了探讨,并从满人主体性与对满汉文化交融状态的考察出发,理陸回应了“清代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等“新清史”的重要话题。《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套装共2册)》即是此次会议的论文辑集,分为7个部分,一共44篇文章,不仅打开一个全新的政治史研究的视野,激发了学界对“回归政治史”的强烈企盼;而且对问题意识的构建、对学术思维的磨砺,以及在学术理念与方法的突破上,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是美国学者系统研究晚清幕府制度的专著,以研究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为其主要内容。书中简要回顾了中国幕府制度的形成、演变过程,较详细地论述了清朝前期幕府的构成、职能以及清廷对幕府的政策,说明了中国近代社会巨变导致晚清新式幕府制度崛起的特点。作者曾走访过李鸿章的几位后人李国超等,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同时运用中、英文原始资料,诸如当时在华供职外国人的著述、清朝官方档案、私人信札或记述,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
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经典,曾经荣获中国图书匀、上海市优秀图书奖一等奖。直至今日,它仍然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最好的导论性著作。 本书博大精深,思辨深邃,凝聚了著名史学家陈百麓先生数十年心血。本书不仅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且考察了城乡基层组织的演变,以及不平等条约激起的社会变化;不仅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社会习尚的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社会心态的变化。全书充满激情而又思辨的论述、勾画出中国近代社会百年的新陈代谢和急遽变革。
《钱玄同日记》始记于1905年12月9日,终于1939年1月14日,距其逝世仅两天,长达35年。除1911年全年阙如外,其余每年都有断续不等的记载。钱氏日记早于其他五四文化名人(如胡适始于1911年1月、鲁迅始于1912年5月),为我们保留了清末民初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情节(如中国留日学生、同盟会在东京的反清革命活动和章太炎的讲学等)。钱氏个性率真坦荡,表述直截了当。他的日记,不仅记个人经历、所见所闻和与同时代人的交往,也记载个人对人、事等各种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同时记载大量的读书心得以及治学成果。因此,本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教育史和学术史的珍贵资料,是钱玄同先生35年人生的真情独白,是一部五四前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一位重要学人思想、学术观念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心路历程,是一部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转型发展的嬗变史。 《钱玄同日记》由当代著名学者杨天石领衔整理。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
《昨天的中国》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在作者看来,一向被我们斥为晚清“假立宪”清末宪政,若用一个“假”字全盘否定清政府的立宪,未免过于简单。事实上,清政府的确为立宪做了不少准备,相反,最后导致清王朝的速灭,也与这场宪政有关。 下篇则是对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一些独特思考,作者眼里的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少有的干材,若不是宋教任被刺后,革命党人断然发起二次革命,中国极有可能走上宪政之路,因为牵扯事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都被传唤到了上海审问,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 类似发人深省、给人启迪的观点在书中频频出现,虽谈不上石破天惊,但至少也能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切的了解昨天的中国,从而更清楚明天将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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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一场改变中国命运、影响极为深远的战争。在战场上,中国不乏甘愿为国抛洒热血的将士,无奈的是,这并不能弥补晚清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衰落带来的劣势,更无法挽回因国力落后和应战策略失误而早已预定的失败战果。清廷为什么会战败?谁是责任人?教训是什么?这些历史之问时至今日依旧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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