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海外中国研究文库》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使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资料，探讨20世纪初五四运动至抗战前的民间文学运动及其影响。这场运动由北京大学的几位青年民俗学者发起，他们批评封建儒家传统及贵族文化，认为它们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他们主张“到民间去”，找寻中国文学的真正宝藏。他们认为民歌、传说、儿童文学和谚语等是平民的“真声”，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粹部分。他们还认为，这些平民文学种类长期受到上层儒家精英文化的轻视和压制，正在迅速消失，故应该抓紧抢救，努力搜集，恢复它们原有的光彩。民俗学者把中国文化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他们大部分人认同平民文化，主张要向老百姓学习。这不仅代表了他们要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决心，也标志着他们反思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转向，以及希望参与改革社会的抱负。这场民间文学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下乡”运动开启了先河。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叙述了民国都会学院精英在政治、学术的交互拉力中虽取得国际化，但在国内环境中却无所适从、渐入颓唐的艰难过程，是作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上海都市文化史领域研究多年的一部力作。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研究，再现了汉口这座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汉口的著作，是海内外史学界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可说是不朽的作品。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是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在广泛吸收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各历史时期各地区自然环境及其与人类社会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会通，对中国的长时段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动态考察。书中指出，在数千年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经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了关键的影响；而中国发达的农业在养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加剧了生态系统的单一化。作者还发现，中国文化中虽然很早就形成了道法自然、水土保持、节制开发资源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思想观念，但与经济和政治等因素相比，这些思想却并没能发挥应有的影响。这在环境保护日益得到重视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研究，再现了汉口这座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汉口的著作，是海内外史学界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可说是不朽的作品。

由何兆武和柳卸林主编的《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共收集62位外国名人对中国文化的论述，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他们又都处在不同的时代，从而，我们可从他们对中国的论述中，了解到中国形象在世界历史上的变化。他们中有的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限制，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因而，他们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应如何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他们中有的从他们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对中国的某个问题进行论述，这种论述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本身。他们中大多都是从非中国人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这种论述都具有比较研究的特色。所以，他们的论述又有益于我们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他们中有的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同情、关切，给我们带来了别国民族的友情，他们的言语也成了中外关系史上珍贵的资料。

本书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历史画卷。

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时局的发展演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之大戏，而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决定了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其间反映出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鲜明特色，即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博弈，外交关系与内政问题相交织，最终又归结为国共两党之争夺。本书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对此展开深入耙梳，相信会为学界研究此一问题提供一精致的文本。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时局的发展演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之大戏，而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决定了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其间反映出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鲜明特色，即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博弈，外交关系与内政问题相交织，最终又归结为国共两党之争夺。本书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对此展开深入耙梳，相信会为学界研究此一问题提供一精致的文本。

为理解中华民国，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织入整体的叙述。尽管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的，但是每一部的各章都用一种更为聚焦的方式考察那几十年中的特定方面：政治、社会关系、思想、外交、经济以及其他主题。因此，本书避免单一的故事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教科书的作品。将其抟为一体的是贯穿这一时代内外的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主题。通过检查不同颜色的丝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衣是怎样织成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与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在外国干涉、战争与经济紊乱的情况下，中国古老的王朝政治制度以及支持它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与家族（有时是民族）的尊严——而努力奋斗。民族本身也有待构建。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国认同的版本，但正是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与激进行动者首次试图通过混合种族、文化与历史等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些令人兴奋的观念触动了受教育阶层与城市群体的心弦，最后，它们还传布到了农民阶级之中。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告帝制就此结束，并在随后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清朝是以汉民族主义的名义被推翻的，满族统治者被视为外国侵略者——他们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突然冲出了东北森林，征服了中国。1911年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不过是前后相继的二十多个皇室中最近的一个，其“正统性”可以被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像之前的所有王朝那样，清廷以其自身而非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

在王朝最后的那些年中，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容忍。他们想要一个代表国人利益的强大政府。由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受过教育的群体——如数量日渐增加的学生、军人、专业人士以及商人——来说，这些理念既是奋斗的目标，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的对象。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与许多乡村社群也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也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社群与正义理念。民族主义将那些算得上数或应被算上数的人群重新界定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它唤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注意，那就是一个软弱且四分五裂的中国如何保卫自己抵抗外国自19世纪以来的威胁。而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正义——权力与财富在中国内部如何产生与分配——的问题缠结在了一起。

因此，建立某种新政府的斗争就关涉到政治共同体成员如何作为——哪些成员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这与建立强大国家以抵抗外国威胁和直接侵略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这几十年中，战争肆虐，没有哪个城市、村庄或家庭能不受其影响，且它又与新权力源及其反对力量的出现关系巨大。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并为新权力竞逐者的出现开辟道路方面，外国帝国主义与赤裸裸的侵略、内战、地区与宗族暴力以及匪患都发挥着作用。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还被进一步拖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促进了城市化（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并为新的文化交互与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

在这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以民主为名义，而民主自然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主有时意指选举制度或实行选举的保证（以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方式），不过，它还意指各式各样的群众动员以及从公民权到经济安全等种种权利制度。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新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工人、商人、少数民族以及各种“爱国者”——要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城市精英在挑战王朝权力以及随后反对自封的建国者时，都既用民族主义又用民主主义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在工人与农民之中，民主、社会正义与民族主义也变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塑造着长期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国革命者反抗着传统习惯与道德的重负，同时也与民国时期新出现的掌权者作斗争。

因此，“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同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标志就是国家建设的努力与实验，这种努力与实验宣称能加强国家力量且创建民主，而事实上通常是通过创建民主来加强国家力量。然而，在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就此而言）民主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的解放与乌托邦冲动也可能受到了限制，理由则是国族统一以及抑制对国家或法团权力的阻抗。中国民族主义是通过面对外国的频繁干涉与侵略的耻辱感塑造出来的。领导者与人民都同样尽力试图恢复历史上的伟大。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片有着古老荣光的土地。而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需要新的制度。首要的则是新的公民，他们会被像学校、法律、兵役以及国家宣传这样的共同制度塑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本书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追索这些尝试——教育普及化，语言标准化，改造法律制度，并一般性地加强政府。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互相冲突。领导者批评说民主会带来不统一与无效率。政府的批评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国心辩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利益而攻击它。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间互相冲突的成分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不过同时，它们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虚假造作或白日梦。在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的逻辑完全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对旧式的王朝国家来说，只要人民交了税，它大体上就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是，而新式民族国家则需要他们热忱的合作。本书考察了中国奋力创造公民的过程。那么，被理解为是权利与义务结合的公民权就同样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要求创造公民——认同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作为一位公民，在那个共同体中也就有自己的一份。在此类政治问题之外，本书还考察针对家庭、欲望、性关系、休闲以及身体本身（例如如何出行与着装）——它们承载着公民权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变化。

本书混合性地借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我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并要间或游入深水之中，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方式以及潜在的替代性选择。

1661年顺治去世，康熙继位，清朝面临国家统一、统治巩固等诸多问题。康熙亲政后，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改变了鳌拜专擅的局面，向汉人精英让步，拉拢汉人才俊，消弭明遗民的反清情绪。同时，取得了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到1684年，清朝统治已合法化，战胜了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对手。康熙控制满汉官员，中学、西学均为己所用，成就非凡。这一切都为18世纪中国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作者引出“军阀主义”的概念，并沿用C.M.威尔伯关于“军阀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的定义。这样，军阀政治统治时期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形成的政治系统，就成为作者主要关注的对象了。换言之，对个别具体的军阀的政治行为进行描述，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本书的研究要旨，而是通过“角色”的分类，然后加以系统分析的方式，从而凸显历史描述与政治分析的最佳结合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本书的研究路径是“避免对角色作出评价”，而重点在于对体制进行分析。

第一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框架，论证其理论体系的依据；第二章从历史实证的角度，简单叙述了中国军阀派系的起源；第三章至第七章从关系、兵源、训练、武器及其经济等诸多侧面，对中国军阀政治系统的各项要素作出了较详细的分类研究；第八章则在上述各章的基础之上，简要概括出军阀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最后，在第九章中，作者又运用国际政治理论的“权力均势”范式，试图从中进一步抽象出中国军阀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历史模式。很显然，作者对全书的这种总体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已初步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分析框架和认识格局。正如美国政治学者G.吉勒卡评价的那样：“这是一本特别有价值的书，该书引用了几乎所有的中文和英文的第二手资料，同时也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1916—1928年间的中国军阀时期的政治，进行了动态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并引人入胜的探讨。”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

本书在中外相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论述了从先秦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状况与主要特征，是英文世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全书着重探讨两方面问题：关注每个时代官方与私家史书的编撰；重视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的探讨。既给读者提供了系统的中国史学史知识，又给读者呈现出中外学术界当下的研究信息。兼有中英文史学史著作之长。该书英文版由著名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题写中文书名，进入美国2006年最有价值人文图书排行榜。

本书是以英文写就的第一部，也是海内外清史学界迄今唯一一部全面研究鳌拜辅政时期的专著。作者围绕鳌拜辅政时期的制度、政策及政治人物，探讨了满洲精英群体在首崇满洲、调适满汉过程中的选择与困境，揭示出清朝入关后满人政治的复杂面相。传统观念往往将鳌拜辅政时期视作一段失败的复旧尝试，却忽视了其在清初政治演变中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本书认为，四辅臣在官僚体制、地方治理策略以及军事与对外实践等方面，均试图建立以满人为主体的新政治秩序，并在整体的治理策略上纠正顺治朝后期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部分遗产亦为康熙帝所继承。

东北问题在战后中国时局的发展演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共苏美三国四方围绕东北问题，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纵横捭阖之大戏，而国共两党对东北之争夺，不仅决定了东北，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之命运。其间反映出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鲜明特色，即国共美苏三国四方博弈，外交关系与内政问题相交织，最终又归结为国共两党之争夺。本书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对此展开深入耙梳，相信会为学界研究此一问题提供一精致的文本。

为理解中华民国，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织入整体的叙述。尽管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的，但是每一部的各章都用一种更为聚焦的方式考察那几十年中的特定方面：政治、社会关系、思想、外交、经济以及其他主题。因此，本书避免单一的故事线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教科书的作品。将其抟为一体的是贯穿这一时代内外的一系列重复出现的主题。通过检查不同颜色的丝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衣是怎样织成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与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在外国干涉、战争与经济紊乱的情况下，中国古老的王朝政治制度以及支持它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与家族（有时是民族）的尊严——而努力奋斗。民族本身也有待构建。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中国认同的版本，但正是在20世纪初，知识分子与激进行动者首次试图通过混合种族、文化与历史等观念来界定中华民族。这些令人兴奋的观念触动了受教育阶层与城市群体的心弦，最后，它们还传布到了农民阶级之中。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宣告帝制就此结束，并在随后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国。清朝是以汉民族主义的名义被推翻的，满族统治者被视为外国侵略者——他们在两个半世纪之前突然冲出了东北森林，征服了中国。1911年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不过是前后相继的二十多个皇室中最近的一个，其“正统性”可以被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像之前的所有王朝那样，清廷以其自身而非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

在王朝最后的那些年中，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容忍。他们想要一个代表国人利益的强大政府。由此，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受过教育的群体——如数量日渐增加的学生、军人、专业人士以及商人——来说，这些理念既是奋斗的目标，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争夺的对象。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工人与许多乡村社群也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也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社群与正义理念。民族主义将那些算得上数或应被算上数的人群重新界定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它唤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注意，那就是一个软弱且四分五裂的中国如何保卫自己抵抗外国自19世纪以来的威胁。而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正义——权力与财富在中国内部如何产生与分配——的问题缠结在了一起。

因此，建立某种新政府的斗争就关涉到政治共同体成员如何作为——哪些成员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这与建立强大国家以抵抗外国威胁和直接侵略的迫切需要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在这几十年中，战争肆虐，没有哪个城市、村庄或家庭能不受其影响，且它又与新权力源及其反对力量的出现关系巨大。在摧毁旧社会结构并为新权力竞逐者的出现开辟道路方面，外国帝国主义与赤裸裸的侵略、内战、地区与宗族暴力以及匪患都发挥着作用。在这几十年中，中国还被进一步拖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促进了城市化（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并为新的文化交互与社会变革开辟了道路。

在这几十年中，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都以民主为名义，而民主自然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民主有时意指选举制度或实行选举的保证（以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方式），不过，它还意指各式各样的群众动员以及从公民权到经济安全等种种权利制度。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新社会群体——例如妇女、工人、商人、少数民族以及各种“爱国者”——要求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城市精英在挑战王朝权力以及随后反对自封的建国者时，都既用民族主义又用民主主义来正当化自己的行动。在工人与农民之中，民主、社会正义与民族主义也变成了强有力的潮流，塑造着长期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国革命者反抗着传统习惯与道德的重负，同时也与民国时期新出现的掌权者作斗争。

因此，“民族”与“民主”的概念就成了竞争中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斗争舞台。同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标志就是国家建设的努力与实验，这种努力与实验宣称能加强国家力量且创建民主，而事实上通常是通过创建民主来加强国家力量。然而，在像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就此而言）民主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到的解放与乌托邦冲动也可能受到了限制，理由则是国族统一以及抑制对国家或法团权力的阻抗。中国民族主义是通过面对外国的频繁干涉与侵略的耻辱感塑造出来的。领导者与人民都同样尽力试图恢复历史上的伟大。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片有着古老荣光的土地。而为了生存与发展，它需要新的制度。首要的则是新的公民，他们会被像学校、法律、兵役以及国家宣传这样的共同制度塑造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本书的绝大部分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追索这些尝试——教育普及化，语言标准化，改造法律制度，并一般性地加强政府。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可能互相冲突。领导者批评说民主会带来不统一与无效率。政府的批评者不得不为他们的爱国心辩护——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因为政府不能保护民族利益而攻击它。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间互相冲突的成分是不可能被否认的，不过同时，它们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虚假造作或白日梦。在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的逻辑完全以对人民的动员为基础。对旧式的王朝国家来说，只要人民交了税，它大体上就满足于让他们自行其是，而新式民族国家则需要他们热忱的合作。本书考察了中国奋力创造公民的过程。那么，被理解为是权利与义务结合的公民权就同样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要求创造公民——认同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民。作为一位公民，在那个共同体中也就有自己的一份。在此类政治问题之外，本书还考察针对家庭、欲望、性关系、休闲以及身体本身（例如如何出行与着装）——它们承载着公民权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态度变化。

本书混合性地借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我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并要间或游入深水之中，考虑这些事件的原因、方式以及潜在的替代性选择。

传统观点认为，清朝统治下的满汉矛盾十分尖锐，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之目的在于发起“文字狱”。本书作者在不否认“文字狱”与《四库全书》编纂存在密切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皇帝、官员与士人之间的政治与学术博弈。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学术优势，主动参与《四库全书》遗书搜集、校勘和编辑等活动；满族官员主要担任管理之职。满汉官员形成了某种分工，并促成了《四库全书》的顺利开展。此外，本书通过对比“汉学家”和“宋学家”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充分肯定了两家各自之优长，尤其肯定了“汉学家”的“考据”方法所具有的现代性，打破了以往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暮气沉沉的观点。

本书是至今为止海外汉学界罕有的关于《四库全书》研究专著，且对清代政治史和学术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出版后获得了1989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

本书分为两部。第一部为中国政治史，第二部为中国社会史。他以封建家族制度为核心，对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队、都城等方面的表现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和分析。他又为中国古代农民和皇帝单独各列一卷进行研究，是西方汉学史上少有的中国古代农民史、皇帝史的研究专著。著者文笔优美，从社会史的角度描述中国文明的历程，颇具可读性。

1661年顺治去世，康熙继位，清朝面临国家统一、统治巩固等诸多问题。康熙亲政后，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改变了鳌拜专擅的局面，向汉人精英让步，拉拢汉人才俊，消弭明遗民的反清情绪。同时，取得了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到1684年，清朝统治已合法化，战胜了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对手。康熙控制满汉官员，中学、西学均为己所用，成就非凡。这一切都为18世纪中国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